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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_苗挺【完结】(42)

  三、对教育问题的结论:教育须道艺并重。道的教育应平等均受,为必修教育;艺的教育分实作、改进两等。

  四、对自然物的结论: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均等,人欲亦遂。较之共产主义之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之大同制度,大有不同。矿产公有公办,而兼私办。

  五、对工业问题的结论: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大工业公办,小工业应私办。

  六、对资本问题的结论:资本亦可名为工本。由劳力而生以补助未来之生产者,皆资金也。因其始从人工而来,其终仍供人工而用,故亦可名为工本。金银代值,为社会之疯狂症;资产生息,为社会之虚痨症;应当实行工本公给。

  七、对商业问题的结论:商业应有限制。因资本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

  八、对政治问题的结论:政治为随时修理人群共由之正道,使人人共由此道之行为,政教不分。贤者主事,能者办事。君主之传子与民选之政党,皆欲制,其弊相等,均应打破。元首传贤,选贤之法,由元首提名,交人民承认,否则由人民选举。对内由下而上,对外由上而下。

  这套貌似“学说”的结论,其实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支离破碎地对人类社会的问题发了一些议论。不过,从中也可看出,阎锡山十分热衷于标谤自己的独特主张,在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的“执中”的幌子下,将儒家学说中的“大同”、“仁政”变个说法,当作自己的旗帜。表明他开始执政,对共产主义便坚决反对。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里,比起那些只知争抢地盘、搜刮民财的军阀来,毕竟是高了一个层次。

  国民党山西党部的李冠洋,也是山西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方面颇有造诣,自视清高,在文人圈里也属于傲气凌人者,对那些舞刀弄枪而胸无点墨的军人,历来看不起。当初也认为阎锡山这个老乡不过是一个“土包子”,但在与阎见面谈论之后,印象大变,态度大变,变得对阎锡山甚为崇拜。据李冠洋事后回顾说:“我当年年轻气盛,自以为上的是名牌学校,优秀学生,奔赴南北,接触过不少知名的大人物。我觉得阎锡山不过是娘子关内的一名土军阀,虽留学过日本,毕竟是商店学徒出身,未必胸有文墨,或者比张宗昌、韩复榘之流高明一点。可是晤谈之后,感到阎态度谦和,阅历丰富,能烛事机。还以孔孟思想,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有新意,使我为之惊异。”从此,李就投入阎的怀抱,成为阎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能得到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此的评价和追随,说明阎锡山在文化理论方面确实有他的长处。

  阎锡山在大连寓居期间,有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了,就抓紧时机,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当然是为以后卷土重来创造主观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更着力于拼凑自己的理论体系,为笼络人心,实现文化专制创造基础。李冠洋等一些追随者也来到这里,在阎主持下,研究所谓“物劳学说”和“劳资合一”,研讨所谓“中的哲学”,比较系统地推出了打着阎记烙印的一套理论。其主要观点,集中于后来编撰成册的《阎百川言论集》中。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的得意之论。这是他在风云荡动、机遇难测的矛盾旋涡里,以最小代价寻求最大利益的策略思想的总结,也是他在政治上极力标榜独立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出发点。他的所谓“中”,取义于儒家的“中庸”。阎锡山认为,“中是使矛盾的不矛盾,冲突的不冲突,不平衡的平衡,不调和的调和,不存在的存在,不发现的发现,有者有,可无者无”。从存在方面来说,世间万事万物,只有一个“中”,即“恰好处”。与此对应,从方法论方面来说,取“中”,即把握“恰好处”则是解决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将它运用于政治,就意味着“中”是政治最公平的地方,掌握大权的人就要用“中”的办法做到“政平治理”,从而天下太平。

  对于“中”的研究和阐述,可以说,阎锡山达到了相当精致深入的水平。从以下若干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殚精竭虑的程度。

  他声称:“心身得中,理欲得中,知行得中,人我得中,为自处处人之根本。”

  “中有定中,有时中。定中为确定事之标准,时中为施行事之标准。适生适情为人事的定中,如何适生适情为人事的时中。把握定中,适合时中,则人事无不合理。”

  “儒学在教人识中、养中、持中、用中,去尽意、必、固、我,收获中以归还中。”

  “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中间找对,非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反面找对。在不对的中间找对,是以对的一规范不对的万,使不对归于对而人事常治;在不对的反面找对,是以这一端的不对否定那一端的不对,使不对与不对互相否定而人事常乱。”

  “对在两间纔称善,中到无处始叫隹。”

  阎锡山用“中”的哲学来衡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宣称:资本主义主张资产皆私有,是助人剥削;共产主义主张资产皆公有,是碍人生产。它们走向两个极端,都不符合“社会公道”。因此,“欲使今日人事现象的矛盾斗争战斗变而为安和大同之世,必须今日的政教领导者把握住‘中’”,从而形成一个‘适中’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便是“资公有产私有,既无剥削之病,又无生产之碍,是人类之幸福,也就是制度之适当。”既为他的反共寻找理论支持,也为他的社会设计蓝图寻找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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