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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_苗挺【完结】(56)

  面对阎锡山挑起的摩擦,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认为在民族矛盾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阎与日、蒋的矛盾依然存在,争取阎锡山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对抗战事业有利,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对山西以新、旧军冲突面目出现的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变,还是采取了调解的姿态。阎锡山看到在军事上处境不妙,更危险的是,蒋介石提出新军由国民党中央改编,并派胡宗南的部队东渡黄河占领了晋西,于是赶忙表态同意中共的调解。1940年2月,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秋林。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中共中央表示了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新军仍属晋绥而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的地位等意见,得到了阎及其高干们的欢迎。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秋林办事处,也给阎锡山一封亲笔信,劝他坚持抗日,继续走团结抗日的道路。此时已任山西新军总指挥的续范亭也写来亲笔信,在信中诚恳致词,说:“范于西安事变后就站在统一战线立场上。山西是最进步的,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蒙钧座优遇,待以国士之风。感激之余,故始终以真诚报答,未敢以一言虚伪应付也。……新军是山西之子弟兵,不能离开山西之怀抱,更不能离开钧座之领导。大家正渴望钧座之宽大为怀,接受他们的请求也。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认为是长期的,不但抗战需此,建国亦需此。……蒋先生做法始终是清一色、一把抓的作风。这是使全国最害怕的。如甘肃、陕西、四川,本省士大夫阶级几无立足之地,到处特务横行,欺压群众,人民侧目,敢怒不敢言。如此下去,是危险的。现在是特务乱政,将来怕要特务乱国。独裁过甚,利用肖小,自古是危险结局。所以今天主要是开放民主,罢除特务,教育干部,才有正当出路,才可以图存。延安方面始终认为山西是统一战线的支柱,司令长官是对统一战线最努力最热心的。有些人说,到重庆才觉山西进步不少。这是事实。深信钧座于时局逆转风雨飘摇时,始终为国家民族之中流砥柱也。”通过这些努力,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谈判中,萧劲光还表明了中共的原则立场,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大义凛然的坚决态度,令阎锡山感到不安,他表示: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可后面的八个字太强硬了,是否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当萧劲光他们回到陕北,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坚定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事变虽然在中共的调解下和平解决了,但阎锡山这次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着一己的权欲而打的算盘,却真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预计在一个月之内完全“解决”新军的计划完全落空不说,还给蒋介石向山西派兵创造了机会。中央军趁机进入晋西,并抢占了晋东南的一大块地盘。晋西北则完全脱离了阎的统治,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牺盟会召开了山西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进行整军,并正式加入八路军的作战序列。经过这一番折腾,新军未能被消灭,阎锡山反倒损兵折将,丢失了四分之三的地盘,新军多达33个团的兵力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从此,阎锡山的实际势力就只能控制晋西一小块地方了。续范亭将军曾经嘲笑他:“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折兵”。更令阎锡山沮丧的是,这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受到了广大爱国进步人士的谴责和唾弃。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纷纷离山西而去,使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的阎锡山威信一落千丈,内部也出现了众叛亲离的局面。集团军司令陈长捷等高级军官弃阎投蒋,军队陷入了不稳定状态。

  某种意义上说,“十二月事变”给阎锡山的打击与刺激甚于中原大战的失败。他以山西的太上皇自居,认为牺盟会是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不应该反对自己。他气愤地说:“我给了他们地位,给了他们政权,给了他们兵和枪,他们却背叛了我。”对此,赵戴文开导劝慰说:“三十年前,你不也是前清的官员吗?你的兵和枪不也是清政府给的吗?今昔事虽各异,理有相似。”如赵戴文这样的饱学之士和忠诚下属,只用“理有相似”的笼统话给他宽心,却没有认真追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似?当时当地,阎锡山已经成了如清政府一样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属下造反当然也就是一种正义和革命行为了。

  从1940年起,阎锡山驻扎到吉县西北30公里处的克难坡。这是一道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的葫芦状山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原是一个有六户人家的小村,名叫南村。阎锡山讲迷信,认为南村与“难存”谐音,为了表示自己坚守阵地,克服困难的决心,将其改名为克难城。一般称为克难坡。经过二年多的修建,这个弹丸之地成了一个窑洞迭立,可容纳二万余人的小山城。移居到克难坡的阎锡山,实际控制的地盘,只有晋西南黄土高原区的七个贫瘠小县,以及晋南和吕梁区的十多个不完整的县,其处境十分困难。正如阎锡山自己所言:可以说是四面压迫,打击我们吃饭穿衣,被人限制我们的交通,使我们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但是,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如此艰苦,阎锡山却不忘摆他的架子。因为克难坡是山区,道路坎坷,开始时从西安买进一辆人力车,供他出入乘用。每有出行,副官,秘书,参谋,参事,以及身边的高干们结队随从。人丛中有提暖壶的,有拿坐垫的,有架斗蓬的,还有捶腰、捶腿的,天冷时还有持手炉的,林林总总,成为一支长长的、奇形怪状的队伍。后来,二战区长官部专门购进一辆小汽车,阎锡山每逢外出,沿途都有卫队和当地驻军警戒。警卫长、宪兵司令等骑着马,沿途跟随巡逻,阵势之大,在当时的中国,除去蒋介石,无人可比。陈诚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曾到克难坡见阎锡山。陈轻装简从,只带秘书、副官各一人。强烈的反差,让阎的随从们感慨不已。阎锡山此时还虔诚地敬起了土地爷。在他所住的两孔窑洞中间的壁上,有一土地爷的神龛,内贴“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位”,而外边贴着一副红对联,曰:“天天要进步,地地要划分”(指实行他所主张的兵农合一,划分份地)。作为当时二战区的首脑所在地,不断有中外记者来参观访问,此情此景,也成为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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