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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_苗挺【完结】(70)

  此时的阎锡山,眼泪该不是作秀吧。

  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太原城迅速回到人民手中。山西军政高官王靖国等皆成为解放军枪口下的俘虏,太原守军,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13500人,遭到彻底歼灭。4月29日,盘踞在晋北孤城大同的守军万余人向解放军投诚,大同宣告和平解放。山西全境回到了人民手中,阎锡山苦心经营达38年之久的老窝,从此将他彻底抛弃。

  阎锡山到达南京之后,四处吹嘘太原的“坚强防守”,吹嘘他的所谓“五百完人”。本想着长期呆在南京,既躲开了解放军的炮火,又能遥控太原战局。不料,解放军南下速度实在是太神速了,南京比太原还早解放了一天。没奈何,他只好匆匆赶往广州。到广州时,他写了一首《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神情感伤,很是凄凉。看到《中央日报》上刊登新闻,称“反共守城名将阎锡山莅穗”,他又得到些许安慰,颇为自豪。但后来,广州的书报摊上就出售一期美国的《时代》杂志,在杂志的扉页上,印着一帧照片。那照片是在太原时他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拍摄的。照片上,他穿着长袍,神情端庄地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注射针剂(杂志上注明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这辛辣的讽刺着实让他难堪,但他也确实知道,太原是回不去了,在山西的资本已经拼尽了。面对末路,精于算计的他又打起了新的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是失去了军事力量,反共当然没有了资本,赤手空拳却也不会再招致蒋介石的忌恨。能做的,就是要努力讨好蒋介石,努力表现坚定反共,在政治上努力捞取一些资本,作为今后“存在”的基础;二是千方百计利用保卫太原的借口,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钱要粮,为此后筹划生活费用和经济资本。国防部给了一部分粮食和金元券,他令人将它们都换成银洋和黄金;并把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的资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资,一律变现成黄金,尽量外运。对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作了“狡兔三窟”的安排:将继母和二媳送住台湾,在台北设立阎公馆;将四子和四媳送往美国,在美国营造好了寓所;又派五子和内弟到日本,在日本也找下了巢穴。总之,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有了安身之地。后顾之忧的解决有了眉目之后,他就在政治上频频活动,沿着顽固反共的道路走到底。

  他曾秘密到浙江奉化,去拜望当时“下野”在家的蒋介石,在蒋面前买好,以取得蒋的支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图谋位置;他还数度拜见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他多次接见“立法委员”和中外记者,吹嘘死守太原的高招和收拾残局的意见,并想创办报纸,作为他自己的舆论阵地。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阎锡山到广州后,就和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所谓“反共救国大同盟”,并担任主席,狂妄地提出了“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的口号,网罗各派系的残余。自以为通过这个组织,还能得到地方势力的拥戴,把广州建成“第二个太原”。也正是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和CC派的摇旗呐喊声中,阎锡山于1949年6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对于此时此地出任这个“高官”,阎的部下颇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入阁拜相,位极人臣,统率百官之职,哪有不就之理?另一种认为,自己手无寸铁,凡事都要看人脸色,仰人鼻息,挤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夹缝中,做也难为。阎锡山自己则表示:“我这内阁,犹如请来的大夫,只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就算尽到责任。至于病人是否肯依方服药,那就不是我这大夫能过问的了。”虽然表示的是“勉为其难”的态度,但为了显示自己反共的决心和不平凡的才学,不几日后,他就提出一个“扭转时局方案”: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经济上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还要加强政治教育,澄清国民思想,摆脱共产诱惑,团结反共致胜,等等。规定后方省份都要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加强各地的反共行动;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联名,借“纪念七七抗战”之名,发表“反共救国宣言”;以行政院的名义,颁布所谓“反共公约”,规定五家连坐,强制民众作他们反共的炮灰;国民党临时成立的决策机构,还通过了阎锡山提出的“反共救国方案”。从组阁之日起,阎锡山就大开空头支票,前后共制定《扭转时局总案》等方案,总计阎阁文案达100万字以上。直到1949年10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之后,阎锡山被迫逃往重庆,仍然企图在四川推行什么“总体战”,制订什么“军政一体化”的作战方案;逃到成都后,阎锡山还亲自兼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国战斗团”的团长。短短的几个月内,阎锡山如丧家之犬,明知不可而为之,足见其反共的狂热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都非同一般。对于阎锡山这一段拼上老命的奋斗和努力,蒋介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到台湾后,蒋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其土崩瓦解之形成。……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迁成都,复由成都迁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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