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现代人说贾谊以农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落后局限性，甚至上升到中华民族农耕意识的层面，而贾谊那句对工商业人士不那么推崇的评价，更成为许多人认定中国不能从农耕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著名论据。
只能说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堪称奇葩。
在汉代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当然要鼓励人力资源向这个最根本的产业聚集。工商业自然有其重大意义，但至少在当时并不值得挪用发展农业的稀缺资源去发展它。这就好比一个人在读小学时就该集中精力，勤练四则混合运算，而不应该好高骛远地去学高次方程。当然，如果他到三十岁还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那确实是他初中没学好。但初中没学好又岂能怪小学学得太好？汉初定下重视农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背景的。何况也从来没人说过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进步。事实上，到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已经不是农税而是工商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中国开始走出农业社会，渐渐进入工商业社会，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也作出许多适宜的调整和尝试。
即便是汉文帝本身，在狠抓农业中心工作的同时，也大力促进商业。汉文帝开山泽之禁，允许百姓到原来专属国家的山川河海开采矿产渔盐，促进了工商业发展。汉文帝还废除关传制度。传是由国家签发的一种过关凭证，凭传才能通过各种关卡。汉文帝废除此制，民间资本可以在全国市场自由流通，有效消除了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最后必须提到汉文帝的货币金融体系。我们现在经常在古装戏里看到男主角一出手就摸出几十两银子，或者皇帝大笑一阵，豪迈道：“赏你黄金万两！”然后，一个老太监笑眯眯地捧着满满一盘金元宝塞到主角手里。首先，这些编剧同志应该科普一下物理常识，好歹换算下一两折合多少克，再算算一万两是多少千克，老太监捧不捧得动；其次，中国自古是一个贵金属匮乏的地区，金银成为通货是明朝中后期的事了，在宋朝开始发行纸币前，中国一直铸造铜铁货币，从未将金银作为通货；最后，即便是明朝后期开始使用白银通货，一年的国库收入也才二百多万两银，几十两银子是多么恐怖的购买力，怎么会有人随手就摸得出来？
秦汉以来中国一直使用铜铁货币，汉文帝朝经济大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且自秦以来币制非常混乱，市场上半两、八铢、榆荚、五分等各种货币混杂使用。如要大刀阔斧整顿，势必伤害到许多既得利益，一不小心，政权就会从内部崩溃。其实，这从来都是一个大型帝国最严重的内患，远比边境上的游牧部族可怕，强势时如汉高帝、吕太后，都未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两千年后，蒋委员长派大公子蒋经国到上海滩整顿金融秩序，口号倒是很豪迈——“专打老虎，不拍苍蝇”，最后还是向黑白两道的金融巨鳄们服了软，拍点苍蝇了事，民国的金融秩序继续滑向深渊，最终全盘崩溃。那么以仁君著称，甚至不敢对匈奴说一句重话的汉文帝呢？
在这里，汉文帝要教育您——什么叫仁君。所谓仁，与软弱无关。
仁君不敢对匈奴说一句重话，那是因为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无法剿灭匈奴。如要以强硬对待，吃苦头的不是皇宫里的皇帝，而是被驱往战场的百姓，所以仁君能够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屈尊于未开化的部落面前。反观某些所谓强国，无故向其他国家的人民举起屠刀，目的只是为了降低石油巨头的原油成本。而金融寡头们翻云覆雨，制造金融黑洞，吞噬人民财产，强国不但不制止，他们捅了娄子还想方设法用纳税人的钱去“输血”“救市”，不敢说一句重话。
仗势凌人，不是真正的强者。
顾全大局，不能称之为软弱。
仁君很清楚，什么是需要他个人委曲求全的，而什么是需要他拿刘汉江山来拼的。
汉文帝这位不以强大战功著称的仁君，在金融方面做出了一个后世绝少有人敢于效仿的勇敢举动——实施反格雷欣法则。
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即指金属货币体系下，如果货币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政府规定的金属货币只要票面价值相同，不足两的（劣币）与足两的（良币）购买力相同（可自由兑换）。那么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流通货币会越来越不足两，发行者（政府或银行家）通过不断用劣币兑换良币，从民间搜刮财富。长此以往必然是国家信用丧失，货币体系崩溃，俗称亡国。但如果政策反过来，铸币权下放到民间，并且不硬性规定良币与劣币等值兑换，就会出现相反情况——铸币者为了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将自己铸造的货币发行出去，必须尽量改进铸币品质，形成良币驱逐劣币，即为反格雷欣法则。
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尤其是强大的汉初功臣集团迫切希望能从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一块，而他们与富商巨贾也结为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信，一个摘桃子的小皇帝是不敢，更没有必要来触碰他们这块利益的。
但是，他们错了。
汉文帝顶住了各方压力，坚决实施币制改革，规定汉朝的钱币以四铢钱为标准（一铢=0.651克），允许私人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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