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儒王夫之痛斥晋太宗昏聩卖国，其实也没有顾及别人的苦衷。晋太宗人之将死，只有对桓温这样谦卑，才能争取到他同意自己的儿子继位，也只有这样过度捧高桓温，才能激起王谢等族对桓温的敌意，保持他们之间的制衡而不是合流来压制宗室。当然，从道义和人格的角度讲，晋太宗这种做法虽然现实，但确也和刘禅的乐不思蜀异曲同工，有失气节。关键是刘禅并未获得后世好评，司马昱却领受了一个太宗庙号，不得不说是对这个庙号的一种侮辱。
桓温依诏入朝辅政，但朝政已被王谢把持。桓温带兵入朝，请谢安、王坦之到官邸会见。两人知道厅内埋伏有士兵，但谢安冷静地说：“自古以来明道义的大将都是把兵将放在边境御敌，您为何要放在客厅？”桓温确实是个明道义的大将，红着脸把兵撤了。这是他最后一次篡位的机会，错过就再没有了。后来桓温回想起这最好的一次机会，越想越气不过，第二年便气死了。再后来桓温之子桓玄在荆州称帝，追赠他为太祖宣武皇帝。但桓玄的时机显然不对，很快就被剿灭，桓氏族人隐姓埋名，湮没在了历史的大潮中。桓温这位充满浪漫武士情怀、以青史留名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东晋名士，却成为了一部个人奋斗的反面教材——明明不是坏人，却总想去干坏事，找不准自己的定位，最后恰如他自己所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复遗臭万年。”
晋太宗在位实际不足一年，虽然没能实现“兴晋祚”的目标，但拉拢了王谢两家；虽没有集权于皇帝，但也没有集权于某位怀有异心的权臣，王谢两家还在后面关乎命运的淝水之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算是延续了晋祚。不过晋朝恢复分封，显然选错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样一个朝代终归不能兴旺，也不值得拥戴。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宋王刘裕篡位，晋朝终于灭亡。
被当了坏丞相的好太宗——屠龙大王宇文护
南北朝分南朝和北朝两条主线。南朝的第一朝即为篡夺了东晋的刘宋，其后是萧氏的齐、另一家萧氏的梁和陈氏的陈三朝。北朝开始得比南朝稍晚。晋室南渡后中原陷入各族混战，史称五胡十六国，不算一朝，一般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开始算北朝。
当时草原上叫某某鲜卑的部族很多，只是因为它们都在汉代加入了鲜卑檀石槐部落联盟，血缘上未必很近，甚至有人种差异，比如慕容鲜卑是白种人，而拓跋鲜卑却是黄种人。鲜卑各部中慕容鲜卑实力最强，最先被西晋军阀作为外援引进中原，虽然开头很嚣张，结果却死得最难看，很快在大乱世中败下阵来。之后，慕容鲜卑就只能任凭金庸虚构出慕容复这种丢脸角色来尽情揶揄他们。拓跋鲜卑实力较弱，所以没能参与第一批次的五胡乱华。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等五胡耗尽了力量，他正好来摘桃子。拓跋鲜卑的文明进程比前五胡更落后，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有了更强烈的汉化倾向。著名的魏孝文帝（元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推行全盘汉化，甚至改国姓拓跋为汉姓元，禁止胡服胡语，推行汉服汉语。魏孝文帝改革极大地拉动了北魏社会跨越式前进，使长期混乱的中原第一次有了企稳的迹象。但带领整个民族直接变成汉族也很难得到鲜卑贵族的赞同，北魏内部分裂成汉化和胡化两个阵营。迁都次年，太子元恂便意图北返平城，被赐死，甚至还有不少人起兵反对。
鲜卑人不愿汉化是有道理的。根据民族划分，拓跋鲜卑作为统治者享有很多特权，汉族和其他民族则作为统治对象。如果大家都变成汉族，就没有了民族划分，特权自然就消失了。自古进入中原的游牧部族都带着同一个目的——来统治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如果来了都变成一样的汉族，那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要这些提着脑袋打天下的鲜卑骑士们兴高采烈地主动放弃民族特权，那是相当不现实。
魏孝文帝驾崩后，北魏的两个阵营对立更加严重。梁武帝普通四年（523）是很不普通的一年，留守北方六镇的鲜卑将领煽动叛乱，史称六镇民变，重创北魏社会。北魏当时正大力建设中央集权军制，但此时又不得不动用大量部族领主调集私有部落军队去镇压，北魏的部族领主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北魏发生了一件奇事，胡太后毒杀了魏孝明帝元诩。别误会，那年头杀个把皇帝不算奇，奇的是胡太后杀完后才发现魏孝明帝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此时情况紧急，胡太后宣称这不是公主，是皇子，把皇位坐了再说。各位大臣莫名惊诧，但也没人站出来公开要求：“皇上，能否借裆部一看？”于是北魏便诞生了一位女帝。女帝登基不到一天，胡太后突然又找到近支皇室可以继位，于是又立三岁的元钊为帝。
南北朝不是不可以乱搞，但你这样乱搞就有些过了。通过镇压六镇民变起家的大军阀契胡部酋长尔朱荣趁机率契胡部军杀向洛阳，在河阴（今河南孟津）将胡太后等宗室和朝臣两千余人诛杀殆尽，掌控了朝政，史称河阴之变。混乱中北海王元颢逃到南朝，请求梁武帝萧衍出兵助他平叛。
梁武帝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册封元颢为魏王，遣大将陈庆之率七千兵护送元颢回洛阳去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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