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文帝对待前朝遗老的风格来看，隋朝收养了齐、梁、陈等朝的大量遗老而没有进行迫害，隋文帝甚至下诏允许他们祭祀自家宗室，胸怀之宽广令人赞叹。然而他对北周宗室又极其残酷，有些和他作过政治斗争的人杀了还可以理解，那些卑躬屈膝跪在他面前，双手捧上宇文氏社稷的人也被他杀个干净。有人说必须杀尽前朝宗室才能保障政权稳定，此说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如果这样，那么梁、陈的宗室同样该杀干净（事实上他们的后裔后来确实造了反）。还有人说隋文帝作为汉人，所以要大杀鲜卑贵族。这更没道理，隋朝的鲜卑贵族还多得很，隋朝从未针对民族属性进行过清理。可以猜想隋文帝大杀宇文氏可能还是和他常年在宇文氏的压力下如履薄冰的压抑经历有关。而与隋文帝关系微妙的干女儿大义公主（千金公主）多次策划反隋复周，甚至挑唆突厥可汗入侵都得到他的忍让，却只因写了一首哀怨命运的诗引得他勃然大怒，必杀之而后快。
而从隋文帝一朝的法治建设也体现出这个人物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复杂矛盾。隋文帝令高颎、苏威、牛弘、郑译、杨素等大批重臣主持编撰新律，后来形成《开皇律》，在人类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文帝立律的基调是要宽仁，这自然符合儒家基本审美观，然而他的具体执法又实难令人苟同。
《开皇律》本身比北齐、北周的法律确实要宽仁许多，废除宫刑、车裂、枭首等酷刑，规定一人犯罪不再诛族。《开皇律》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徙、杖等罪千余条，只保留律令五百条。刑罚分死、流、徙、杖、笞五种，也就是所谓的五刑，并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忤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条罪状为十恶。《开皇律》构建了世界三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基本框架。
《开皇律》最重要的创举可能还得属死刑三奏制，也就是现代的死刑复议制。《开皇律》认为判决死刑必须非常严格，规定州县无权判死罪，只能上报给大理寺，大理寺审核后再通过中书省上报给皇帝终审，皇帝还要通过中书省、门下省的审核才能发还到执行机构。我们现在看到包青天审完案立即判刑，判完刑立即虎头铡侍候，罪大恶极之徒立即血溅公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不拍手称快。然而痛快归痛快，这不是法律而是演戏。法律是为公平正义，而不是为让任何人一时痛快。审刑的过程既复杂且漫长，而且还一直处于御史的监督下，让人极不痛快，但也极大地避免了草菅人命，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制度一直被后世效仿，成为中华法系最基础的立法思想。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最先实行了这样的审决制度，难道不正是人类法律史和人权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吗？
不过隋文帝本人恐怕就很难得到法学界的溢美了。隋文帝下诏编撰《开皇律》时说前朝法律苛刻，甚至让百姓恐惧，新律的基本思想就是简明宽仁。新律的编撰确实依照了这个原则，而隋文帝本人的行为却与其完全背道而驰。隋文帝曾要求在新律中加入盗一升军粮处死、盗一钱弃市，知情不报也处死的规定。后来又提出四人共盗一榱桷（椽子），三人同窃一瓜都要处死。这哪里是他自己要求的宽仁呢？分明就是罕见的酷刑！虽然这些变态的要求都没有被立法机构所接受，但他这种矛盾变态的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让人理解。
隋文帝对待官吏也堪称严苛，曾故意让亲信向官吏行贿，一旦接受立即进入死刑程序。这……这不是钓鱼执法吗？这当然是要不得的。隋文帝还在殿廷上设置廷杖，动不动就打人，一天可以打好几次。有时他向官员询问业务，一旦说不清楚马上就斩。不少重臣进谏说朝堂不是杀人之地，劝他不要在朝堂上随意治罪，隋文帝不听。后来高颎率满朝文武苦谏，隋文帝终于同意撤去廷杖，并不再在朝堂上治罪。但没过多久，有人向他进谏，触了逆鳞，他又想打人，找不到廷杖，就拿马鞭打，打完又恢复设置廷杖。又没多久，隋文帝又生了气，又要在朝堂上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隋文帝一怒之下把冯基也杀了，但没过多久又非常后悔，责怪大家为什么不劝阻他。
那隋文帝这样随意治罪，是不是因为没有张释之那样的良臣？应该说不是，甚至还更多。除了舍身卫法的冯基，还有大理少卿赵绰、亲卫大都督屈突通都曾在他暴怒时死谏，隋文帝冷静下来都会夸奖他们的忠直，但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最悲愤的还是御史于元日不，有一次他弹劾有些武将衣着不整。隋文帝说：“你自己是御史，还穿得这么随便，管人家武夫？杀了！”且先不论于元日不弹劾得对不对，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对了就处理，不对就不理，断无弹劾得不好就处罚御史的道理，何况还是要杀？谏议大夫毛思祖忙为部下请命，未料一起被杀！这确实太令人寒心了，晚年的隋文帝喜怒无常，严刑峻法与自己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出现过在朝堂之上亲自拔剑砍人的不理智行为。这也正是隋文帝立下不朽功勋，却很难得到史家一致赞誉的重要原因。
隋文帝待人的态度更令人捉摸不透。他听说百姓饥荒，就流涕自责，自己也不吃饭。他还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对待上访群众态度极其和蔼，而且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负重前行，都要上去帮一把。但他对待身边人的态度又耐人寻味。高颎是隋朝第一功臣，与文帝亲如袍襟。当初高颎率大军平陈，有小人进谗言说他有异志，隋文帝毫不犹豫就把这人斩了，足见他对高颎是推心置腹。但后来隋文帝因为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疏远了高颎，在他连任十九年左仆射马上就可以光荣退休时将其耻辱地削职为民。类似的还有苏威、郑译等重臣，尽管这些人到隋炀帝朝又多起复，但隋文帝晚年已是孤苦伶仃，好友皆形同陌路。这些老臣自身自然也有一些不对之处，但都不至于割席断义。隋文帝一方面对他们肝胆相照，一方面又翻脸如翻书，最后都不给人家台阶下，他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们从现存史料中已经很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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