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通过大力宣传丑化他人，美化自己。除了唐高祖被刻画成庸碌无为的废物，唐太宗的敌人包括隋炀帝、李建成、李元吉等也都遭到极大丑化。唐太宗就算不能掌控史官，但他可以开动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对史实极尽刻画渲染之能事，让后人接受先入为主的印象。中国人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正史情结，一方面又热衷于野史演义，官方有一套严格的正史系统，民间也有一套非常自由的野史系统，只要好玩儿，连孔子私通南后这种事也编得出来。唐太宗巧妙地绕开正史的春秋之笔，在野史上下大力气，先为自己立起一座千古圣君的丰碑，让大家在主观感情上先入为主，喜欢上他这个人，就会下意识地对他产生美化倾向，刻意回避甚至为他的诸多劣迹强行辩护。当然，要做到这一步不仅要力气下得大，还得要有条件。唐太宗真的运气很好，太宗系列势力非常强大。宋明两朝的太宗在很多方面与唐太宗颇有共通之处，需要通过吹捧他来达到一些现实政治目的。唐太宗的宣传攻势在他们手中接力千余年，终于在中国人心中深深地烙下了“唐太宗是圣君”的烙印。
三、夸大其词的大唐盛世
贞观、开元是不是盛世？大唐帝国的文治武功是不是很伟大？当然是！但这也在唐太宗以及宋明两朝的过分吹嘘中变了味儿。
首先说文治。前文说评价唐朝盛世不能看数据，那正是因为这组数据实在惨不忍睹，三百年都没能恢复隋朝鼎盛时期的水平。不过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但唐太宗对隋朝进行了严重的丑化，对唐朝的恢复性增长进行了严重的夸大。
唐太宗其实没有做出什么创造性工作，贞观时期经济增长是乱世终结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并非他的治国之道真有多么过人之处。
唐朝的文化不可谓不繁荣，但一个真正具有文化软实力强大的时代不仅仅有文学家就够了，还必须要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升华。历史上文化发达的主流王朝都有“节点级”的大哲鸿儒镇世，先秦诸子百家自不必说，汉有董仲舒、王充，宋有程颐、程颢、朱熹、周敦颐，明有李贽、王阳明，连晋朝都有鲍敬言这种“无君论”的先行者，唐朝有谁？韩愈？柳宗元？不是我不尊重两位前辈，客观地说，两位在跟宋朝第二级别的几位思想家共同组成的唐宋八大家中也不敢说顶尖吧，更遑论程朱了。所以，唐朝的文化虽然发达，其实缺乏升华，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一种浅层次的浮华。在当时文化层次还很低的外国人看来，唐朝是和汉晋宋明一样伟大的文化大国，其实就像蚂蚁看篮球和地球一样大一个道理。
至于著名的魏征，实际上他和唐太宗也是相互利用。魏征本是李建成的人，唐太宗故意重用，并要求他故意做出一副诤臣的姿态，以显得自己胸怀博大。这样，唐太宗利用魏征打造善于纳谏的明君形象，魏征则利用唐太宗成就一代诤臣的美名。唐高祖手下有一位大臣苏世长非常喜欢直言进谏，但唐高祖对他说：“你并非真心进谏，无非是以直谏博取美名罢了。”此事正史有载，可见当时已有这种风气露头，魏征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发扬者罢了。而唐太宗的虚情假意终究也要露馅，他晚年皇位稳固，无须再假装纳谏之态，遂冷落了魏征。魏征死后，唐太宗还撕毁与他的儿女婚约，甚至推翻了魏征的墓碑，显然是忍了这老家伙很多年，死了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而要体现太平盛世，最俗套的方式就是罪犯少，几乎所有史书都不忘记载贞观四年（630），全国只判了二十九个死刑犯，由此引发了一桩令人陷入深思的哲学故事。据《资治通鉴》讲，贞观六年（632），全国共有三百九十（有史料称二百九十或二百九十九）个死刑犯在押等候明年秋后问斩。唐太宗说秋后还有大半年呢，你们先回家过年，待秋后自己回来受刑。果然第二年秋后这三百九十人全部自觉回来受刑，无一人逃亡！唐太宗治下的中国，社会秩序竟然达到如此境界，白居易写下“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不知让多少唐太宗的拥趸感动得泪流满面。不过想想又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不是怀疑白居易乐府诗的真实性，只是觉得才区区两年，死刑犯就从二十九人暴涨至三百九十人，这好像也不是很光彩。何况这三百九十人全都是重大义、轻生死、一诺千金的豪侠，金庸小说里怕也只有乔峰、郭靖等寥寥数人能达到如此境界。而唐太宗一年就判了这样级别的大侠多达三百九十人，会不会反而让人觉得心寒啊！
到了现代，唐太宗的崇拜者更是泥沙俱下，甚至到了张冠李戴、罔顾事实的地步。有人说唐太宗首创三省六部分权体制，主动用门下省、御史台来限制皇权，体现了博大的胸怀；有人说“中国史上出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还有人喊出了“贞观王朝是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甚至有人著书称李世民是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大伟人……
厉害！
其次说武功。吹嘘者总爱拿唐朝轻松剿灭突厥来说事儿，然而，我们仔细研究下唐代的地缘政治环境，却不得不发出一个疑问——仅仅踩扁突厥就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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