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时至宋代，情况就不同了。吕端并未顾忌李后的意见，率群臣拥立了赵恒。而且按照登基仪式，新皇帝要先坐在帘子后接受群臣参拜，但吕端叫大家先不要慌着拜，请升起帘子让大家看清楚真容。老糊涂还有点老眼昏花，又亲自跑上殿，确认坐的确是赵恒而非赵元佐，这才跑下来率群臣参拜，正式承认新皇帝登基。
回想一下，宋太宗是怎么登上帝位的？人家明明是叫另一个人来登基，他自己跑过去把登基仪式举行了，皇帝就当上了。王继恩似乎又想来这一手，试想，如果群臣参拜后再升起帘子来，后面坐的不是最初议定的赵恒而是另一个人（赵元佐），但仪式已成，也就只好被动承认既成事实，太后再站出来确认一下，皇位不就坐下来了么？这个皇位，还不就是皇室的家事？
然而，吕端这位外臣非常尽职地维护了朝廷既定决议，坚决抵制了皇后和宦官的私议。最重要的是诸臣也没有理会皇室内部的意见，而是跟随宰相依法办理。
当中华帝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发展至宋，皇位更迭早已不是皇室家事，丈夫死了，未亡的妻子也不能决定哪个儿子继承家产，必须要由朝廷来议定。
事实上，别说皇帝死后继承人的问题，就是在任的皇帝也不是皇帝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宋朝第十二任皇帝宋光宗（赵惇）于绍熙元年至五年（1190—1194）在位，他受禅后与其父宋孝宗（赵昚）关系恶劣，以至宋孝宗在弥留之际洒泪恳请宰相，去求不孝子来探望一下自己，但就这也得不到满足。甚至宋孝宗驾崩后，宋光宗拒绝为父出丧！他这种不孝行为引起朝野上下“人情汹涌”，甚至有边军宣称要去投奔敌国。中华帝国历代以孝治天下，皇帝是天下的表率，这种不孝子显然就没有资格再做表率，于是宋廷经议定，废黜宋光宗帝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后人却鲜为人知的“绍熙内禅”。
这正呼应了三千年前伊尹废黜帝太甲之举。而且这一次并非某位权相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朝廷顺应呼声，通过正规程序作出的朝廷正式决议。可以说，至宋代，中华帝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已经脱离了独立出现的随机圣人模式，进入到规范的超大规模线性回归体系模式。
那么宋太宗是否合法继位？可以说，即便宋太祖明确指定了别人继位，或者宋皇后成功召来赵德芳登基，也只能使宋太宗更加麻烦或者脸上更挂不住，并不能真正有效阻止众望所归的晋王水到渠成坐上皇位。宋太宗即位，靠的是整个朝廷的总体支持，而非某一个人（即便是前任皇帝、皇后）的指定。
宋朝这个朝代，没有女祸，没有外戚之祸，也没有宦官专权。尽管有不少太后垂帘听政，但皇帝成年便自觉交出政权，安心终老于后宫。很多人在盛赞之余却不知个中缘由，竟然以一句宋朝的女性心态好来总结，那死太监呢？也是心态好？
很显然，宋朝没有女祸、阉祸，绝非因为谁个人心态好，就算有一两个贤良淑德的，哪有连续好三百多年的道理，再加上后面的明朝要连续好六百年，这个问题只能从政权架构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来求解。
第一，中华帝国已经进入公权力时代。皇帝的私权力已经被压制，他的老婆、姨太、家庭服务员这些人尽管可以得到国家供养，但休想和公权力挂上钩。李后和王继恩还想像前代那样操控废立，和宰相掰手腕，殊不知人家吕端、寇准何曾把你们这些非男性放在眼里。
第二，社会更加公民平行化。这样的社会更难建立起类似于门阀贵族的次级非正式权力组织，像王继恩这种人，宋太宗在时享尽尊崇，但满朝都是国家公务员，二十余年也未建立起自己的一股势力，到头来所有人都是公事公办，没有任何人会为他谋私。
到这时我们应该了解光义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节点，那他又是如何率领这个超级大国走出五代乱世，走进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呢？
结束五代乱世的真正英雄
五代十国是一段最不堪回首的乱世，那么谁是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乱世的英雄呢？大多数人认为是宋太祖。按道理说也不错，五代结束是宋朝，那么宋朝的太祖自然就是结束乱世第一人，然而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却未必。
宋太祖虽建立宋朝，但这个朝代完全可以成为第六代，事实上太祖朝的大宋和前面五代真的也没多大区别：首先，宋朝仍是武将篡位建立的朝代；其次，宋朝实际控制区域也就中原那一小块；再次，武将们都还在等着重复五代的浪漫故事；最后，不得不说，宋太祖自己还是被篡位了——至少是他儿子被抢夺了继承权，说明他仍未走出五代桎梏，这个难题还是他老弟穷二十年之功方才完成。
后人常见的一个重大误会就来自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
模糊的史料显示，宋朝建立不久，宋太祖便召石守信、慕容延钊等实权派武将恳谈，指出五代乱世中很多叛乱并非叛将主观意愿，而是被部下逼反，各位也有这个危险。由于宋太祖人格魅力超常，于是诸位开国元勋主动交出兵权，回家养老。从此，五代武人叛乱之患绝迹于江湖，大宋走上国泰民安的文治道路。
真有这么容易？
如若人类历史上一个节点级的难题真能这样解决，秦隋这样伟大的王朝还用得着二世而亡吗？这些老将本人确实可以回家养老，甚至去死都可以，但军队又没消失，难道就不需要新的将领来率领了吗？有人说新来的将领资历较浅，所以无力行篡逆之事。哪能有几个人比赵匡胤自己资历更浅？五代中哪一代不尽力削夺武将军权，但这种对人不对事的人事安排都只是权宜之计，何曾触及本质？杯酒释兵权固然重要，但并未从体系上进行本质变革，乐观估计也就只能维系十来年的表面和平，真正的意义仅在于为宋太宗的大规模变革留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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