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怒了：“我又没受过他的贿赂，有什么不光明的？”
高宏图说了本次谈话的最后一句：“何必受贿；一旦交付廷议，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然后再用才行。”说完，扬长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里朝廷又开始热闹起来，先是高大人回家以后马上写了封辞职信要求回家养老，接着内阁的另一位大臣姜曰广也挥就大作“辞归疏”请求回家并暗讽马士英的无耻行径。这次，东林内阁二老又开始玩辞职这一套，以威胁皇帝。
然后就是马士英为阮大铖辩护顺带揭露高宏图、姜曰广等人结党营私。
两派的大人物们都亲自上阵了，这下，内阁表面上的敷衍彻底消失，两派的各色人物次第登场。
东林派给事中罗万象、御史詹兆恒、郭维经、兵部郎中尹民兴等先后上疏反对起用阮大铖，痛斥马士英。
前大名士左光斗的弟弟御史左光先甚至在朝堂上指着马士英大骂：“阮大铖依附逆党贼子子傅应星，杀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杨琏；士英冒罪特举，明知道不该起复有罪的人。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耶？”
他这次又将阮大铖依附魏忠贤旧帐翻出来了，反正你马士英竟然推荐阮圆海，那你就是阉党，天下君子的公敌。
这一席话将马士英打得懵了，毕竟，阮大铖涉及到崇祯年的阉党旧案，推荐他，底气不足啊，眼见着阮大铖复出已经没有可能。
可就在这个时候，弘光让御史詹兆恒把钦定逆案的原始记录拿来看。
左光先痛骂马士英不要紧，可没想到一下子就把话题扯偏了方向，讨论的重点也由该不该起用阮大铖变为了要不要部分推翻由崇祯同志钦定的逆案。
马士英意识道：机会来了！
阉党的名声实在太臭，尤其是现在的人一提到崇祯年之所以天下大乱，北京之所以陷落，崇祯皇帝之所以殉国，所有的在责任都应该又魏公公承担。
就是他，扰乱朝纲，陷害忠良，这才将国家弄得一塌糊涂。
可任何一个稍微有些脑子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句屁话，根本经不起推敲。
☆、第902章 钱谦益阮大成复出
明朝……特制********之亡，说穿了是亡于中央财政破产。
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居庸关的时候，北京兵部连派一个信使到外地请求援兵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中央财政窘迫的这等程度，无论是对辽东用兵，还是对内镇压农民军，已是没有可能。且不说偌大一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小家庭，没有钱也是万事俱休。实际上，在崇祯朝的最后一年，中央机关和皇帝几乎虽然都做不了，只一味在北京城中等死。
明朝之所以穷成这种样子，除了北方几省连续多年的大旱、蝗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赋税收不上来，而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判和迎接辽东建奴的挑战，军队和官员数量年年膨胀，最后终于将大明帝国给拖垮了。
古人有一个句话非常出名：天下财富有一定之数。
其实，说的只不过是农业产出。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农业税是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土地只有那么多一点，每年所收的赋税也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但到了明朝末年，因为土地大量被士大夫、达官贵人和皇室兼并，这些有功名的读书人和皇族可是有免税特权的。而普通老百姓为了逃税，也纷纷将土地挂在士大夫和皇族名下。于是，如此一来，国家所收取的款项年年缩水，国家财政逐渐入不敷出，处于危机边缘。
万历和天启帝敏锐地发现这其中的不对，于是，着两任皇帝开始在开源动起了脑筋。毕竟，农业税这事涉及的太多王爷和官员的利益，若要动，那就是捅了马蜂窝，政治上的风险实在太大。还不如在开源上花点心思。
于是，两任皇帝就将亲信太监派出去做矿监，收取矿产税，又在各地设置关卡收取商业税。在这两任皇帝之前，古人根本就没有商业税这个观念。到万历、天启两朝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蓬勃发展，所产生的财富自不是农业所能比拟的。
就这一点看来，这两任皇帝的目光也算超前。靠着矿产税和商业税，万历、天启两朝总算平稳地度过了财政危机。
不但如此，还积累下了不小的财富。这才有万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这才有天启帝的辽东军事行动。
可在封建社会，商贾的地位低微，在官府的眼中就是待宰的肥猪。但凡一个商贾的生意做到一定规模，必然会与官府勾结。渐渐的，江南的商业和矿山就逐渐被士大夫阶层把持。
万历、天启两任皇帝在商业税上动脑筋，无疑是从官僚集团口中抢食。
所以，等到崇祯皇帝登基，文官们一通忽悠，忽悠崇祯皇帝裁撤厂卫，废除了了所有的商业税，将小冰河期明帝国唯一可靠的税源拱手让给士大夫们。等到小冰河期一到，北方农业一完蛋，明帝国收不上税来，而无论是打仗还是赈济灾民，安置受招安的农民，都需要银子。没有银子，崇祯皇帝只能将眼睛一闭----闭上眼睛，前面就没有悬崖。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大明朝之所以弄成今天这种局面，同九千岁魏公公真没有一文钱关系。
不但如此，魏忠贤还是一个能做事，想做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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