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对内的剿灭农民军战事，一切更是顺风顺水。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法终于看到成效。农民军残部的腾挪空间被极大压缩，在湖广、陕西、四川交界地带苦苦挣扎，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被彻底剿灭只是时间问题。
到崇祯十一年年出，继高迎祥闯王之位的李自成大军已基本被洪承畴、孙传庭击溃。
看这二人在陕西干得出色，接替卢象升位的总督南方五省军务的总理熊文灿由于本钱不足，不能像洪、孙二人那么风光。无奈之下，他决定采取招抚的手段，招安纵横在黄梅一带的张献忠部。
说起这个熊文灿，他原本是福建巡抚，因为成功招抚了海盗郑芝龙，也就是后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来有皆郑芝龙的力量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间声誉鹊起。可以说，此人之所以起家，做到封疆大吏的位置，全靠招抚贼人，其实却是没有半点军事才能的。
他接替卢象升的总理一职之后，手头没有一兵一卒，无奈之下只得请求左良玉借给了他六千老弱兵残做亲兵，这才将总理南方五省军务衙门的架子搭起来了。
崇祯十年十月，熊文灿去了安庆督促左良玉对张献忠用兵。结果，飞扬跋扈的左良玉根本就不理他的茬。
身为督师，手上无兵无将，自然也谈不上剿灭乱贼。加上熊大人做官也糊涂，竟然上了个折子给朝廷，说黄梅一代贼军已经活动了将近一年，究其原因是这里实在是太富庶了，所有才将敌人招了过来。朝廷如果将所有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将庄稼地都毁了，把水井都填了，贼军无法以军就食，得不到人力物力补充，自然就会退兵。
东南可是朝廷财赋重地，熊大人这一招以本伤人实在太荒谬，崇祯皇帝看了折子后勃然大怒，痛斥熊文灿这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没办法，就从真定、保定和山西掉了三千人过去。
可这点人马，要想用来解决张献忠根本就没有可能。熊大人是靠招抚贼军起家的，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干起了老本行。
于是，熊文灿就派出亲信进入张献忠营内招降。
张献忠为人狡诈，在以前他只要形势一但不好，就投降朝廷。可等到缓过劲来，就会重新反叛。可以说，此人根本就不能相信。
自从滁州大战之后，农民军受到了极大打击，元气大损失，已处于失败边沿。此次熊文灿派人过来招降，要想立此绝世大功，好在皇帝面前扬眉吐气。
张献忠吃准了熊文灿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有知道他贪财，更是许于厚贿，向熊大人提出苛刻的条件要求保留部队建制，并择地安置。反正一句话，投降可以，但兵权却不能交出去。
当时，杨嗣昌等人也不是没有看出其中的问题，因为张献忠的人品实在太卑劣，根本就不值得相信。可熊文灿急于立功，不断派人进京游说。说张献忠兵力雄厚，又是贼军中的领军任务。若要想彻底剿灭贼寇，朝廷将来不知道还会糜费多少军费，调动多少人马。而且，未必就能打得过人家。如今，若是招降了贼军的旗帜性任务，贼人必然军心大震，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人陆续求降。
如此，岂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最后，熊文灿还信誓旦旦地说：“若能招降张献忠，依臣看来，最多三年，贼军将尽数归降朝廷，当至天下太平。”
在熊大人的影响下，急功近利的崇祯皇帝一锤定音，答应了张献忠的所有条件，让张部安扎在谷城外十余里地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俨然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诸侯王。
而这个时期的张部势力已经在历次的战争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据地方官送上来的花名册上记录，此刻的张献忠手下总国也不过一万八千人，其中精兵约一万一千左右。
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才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虽然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可自登基以来，大明朝就内忧外患不断，每年都在打仗。仗打得多了，他这个门外汉也具备一定的军事常识。
一万八千贼人就有一万一千精兵，可能吗？据他所知，贼军作战一向都是拖家带口，两万人马中，上得战场的青壮有个五六千人就算是不错的了。至于家丁级精锐，也就一两牵千人模样。
这点人马，只要朝廷发个狠心，调动各地军马进剿，最多花费些时间和军饷，要彻底剿灭也不是什么难事。又怎么说未必打不过人家？
这个熊文灿还说什么最多三年，贼军将尽数归降朝廷，这不依旧是袁蛮子那叛贼当年的“五年平辽”的翻版吗？
一回过味儿来，崇祯皇帝对熊文灿的厌恶感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内心中也知道，张献忠此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你一口，只要他得到休养生息，回过劲儿来。
可崇祯皇帝却是一个极其好面子的人，只能强自忍了，甚至还将熊总督狠狠地夸奖了一番。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都是忧心忡忡，可朝中官员和百姓对此却没有任何认识。
相反，在此之后，朝野都笼罩在一片喜气之中。
熊文灿的抚局受到朝廷表彰，大大鼓舞了其他主抚派的官员。各地督抚都有样学样地派人招抚已经眼见着就要彻底被打垮的农民军部队。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软弱，一个比一个妥协。以至于当时有很多人讥笑以熊总督为首的主抚派官员的做法是“求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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