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站在大牢里，并没穿牧师的黑袍，而是穿了一件儒生最常穿的灰色长袍，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假辫子，他胸前挂了一个银色十字架，双手放在胸前，正在祈祷，李经述抬手示意李鹤年等人停下脚步，安静下来，等李提摩太祈祷完了再进去。
李经述看到李提摩太身处监牢还在祈祷，明白了在晚清时期，确实有一些人是真正靠信仰活着的。当时来华的洋教士中，很多是随列强的利炮坚船来到中国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但也有很多教士，怀着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上帝的使者，凭借其执着的精神传播上帝的福音，以仁慈的善行来感化中国人，李提摩太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牧师。
毫无疑问，无论是当时的清廷，还是乡坤、老百姓，多受儒家三纲五常、礼义廉耻的文化影响，信佛教和道教的多，对基督教的教义，对这类真正的传教士难以理解，也不欢迎。比如基督教有一条教义，足以让中国人将所有传教士拒之门外：当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中国的祖先崇拜毫无顾忌地抨击，认为这世上只能有耶稣一个“天父”，但中国人敬奉祖先，每到清明、七月半拜祭列祖列宗，是融入到每个人血液里的传统，是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不可能被任何文化改变。数典忘祖就是不孝，会被所有中国人唾弃！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中国贫苦的农民，亲近教士，也只是想从教士那得到一些医药和物质救助。而一些地主乡绅的儒家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将洋教士视为“无君无父”的“魔鬼”，这种文化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是谢家福等乡绅跟李提摩太起了冲突的根本原因。
李经述进入大牢后，用英语自报身份后，跟李提摩太解释，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请他们到大牢里，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还说自己完全能理解他们这些基督徒，“我的妻子，席慕兰一家都是基督徒。”
李提摩太对李经述这样的高官二代能娶信基督的女子为妻感到高兴，还见李经述还会说英语，大为惊讶，决定结交李经述这个朋友，道：“上帝会保佑中国人的。”
李经述对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表示感谢，两人一见如故，讲起灾情，李提摩太
用生硬的中国话给李经述提了一个建议：“你可请令尊上奏朝廷，把灾区的饥民迁往满洲，那里谷物便宜，价格只有河南的十分之一。”
李经述摇摇头，心想这李提摩太太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政治，满洲是满族人的龙兴之地，清廷不可能把大批汉人迁去那里。不过，李提摩太的这条建议提醒了李经述，一个大胆的主意，大移民计划在李经述脑海中产生：把上千万灾民分批迁往朝鲜、越南、台湾、琉球等地开荒，还有菲律宾，这些地方现在多是中国的附属国，菲律宾虽然有些地方在西班牙人手里，但西班牙现在已经没落了，海军实力和北洋舰队差了一大截，可以抢过来，这样一箭双雕，中国人多了，可以更好控制这些地方，将这些地方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他准备找机会跟李鸿章说这建议，争取他的支持。
这次去狱中探望李提摩太，两人深入一聊，甚为投机，李经述承诺说服谢家福等人，让传教士继续留在河南赈灾。
但李经述没想到，谢家福等一百多个乡绅并不买他这个钦差特使的账，谢家福一甩长袍的袖子，义正言辞地说：“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成年人也就算了，但小孩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我这次出来赈灾，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讲究的是大义，为此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人要我的项上人头可以，让洋教士在河南救灾，我必不许！”
谢家福的表态得到了在场乡绅的热烈支持，一位七旬老者程朱道：“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灾民，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如有传教士进入灾区，请大人务必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否则我等就是拼了老命，也要让这些洋鬼子离开河南。”
谢家福这些乡绅后来在乡下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真有很多可怜的灾民，闭门饿死也不接受传教士送来的粮食，有激进的书院儒生，还四处找洋传教士拼命，李经述这才意识到，本地乡绅这股势力不可小视，他第一次见识到了民族主义这头巨兽的能量，心想以后真要推翻清廷，可以利用汉人的这种力量，最后，他只得劝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离开河南。
李经述办完河南赈灾的大事，从水路坐轮船赶回天津。到了天津，李鸿章已经开始调集全国的粮食救灾，这时，大清的*体制还显示出了巨大优越性，盛宣怀的招商局不计成本将全国的轮船都投入运送粮食当中，李经述把北洋水师的军舰也拨出十艘来运粮。
到了第二年，这场巨大的灾难还在蔓延，波及北方过亿人口，最严重的山西省，几乎饿死了三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饥荒让李鸿章也疲于应付，陷入了悲观的情绪中，他对李经述说：“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明年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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