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又不傻，康有为说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康有为这明显是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就等于搞了政变，将旧官僚体系完全架空。
光绪皇帝也很年轻幼稚，他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很感兴趣。从这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力斗争的深渊。
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慈禧向礼亲王、总理大臣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
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只好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都是盖头不换面的政变，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
李经述看邸报，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康有为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夺权，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人进入制度局、懋勤殿，就知道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必定失败，他们离死期不远了。
那天，光绪皇帝经不住康有为的再三蛊惑，再次跑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亲爸爸，这制度之变，乃是变法之关键，儿臣无实权，展不开手脚……”
光绪皇帝的话还没说完，慈禧太后不答，一直在喝茶，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心生恐惧而未敢再申说。
过了半响，慈禧脸色才恢复平静，说：“皇上想做什么，就去做么，以后不用事事来着园子里问哀家，哀家想清静清静。”
慈禧的意思，是试试放手让光绪皇帝干，看他到底要怎么折腾！得了慈禧太后的这话，光绪皇帝喜极而泣，去放手改革了。
☆、第115章 恭亲王的遗言
得到慈禧的首肯，光绪皇帝决定大刀阔斧改革，他下旨任命康有为当工部主事，给康有为升官，加快了变法步伐。一时间，康有为在京城声名大噪，很多维新变法的中间派都投到翁同龢和康有为门下，参与变法维新。“帝党”的势力迅速膨胀。只有李鸿章、李经述、张之洞等务实的洋务派，清醒地意识到康有为变法的问题，同他们保持距离，李经述甚至对李鸿章预言：“这次变法维新，过于仓促虚空，争权夺利乃是实质，恐怕难超过百日。”
此时，康有为狂妄到连李鸿章也不放在眼里的地步。康有为成立强国会，李鸿章派袁世凯去带他送上白银千两，略表心意，康有为很有骨气地拒收，还把袁世凯晾在门外一个时辰，气得袁世凯当即回了天津。
李经述当时还在天津，问袁世凯对康有为的印象如何？袁世凯回答说：“此辈阅历甚浅，不足为谋。”
1893年，光绪皇帝颁布“诏定国是”，正式开始变法，比历史上的“戊戌变法”提前了五年，这一次变法的主角，依然是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杨深秀、内阁中书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从广东南海老家赶来北京帮忙。
刚开始，光绪皇帝颁布了雪花般多的新令，让各省修铁路，办洋务，试探慈禧太后的态度，只是小打小闹，这些举措在慈禧太后的可接受范围之内，慈禧没有吭声。
不久，光绪皇帝试着给慈禧太后扔了一颗“手榴弹”：光绪皇帝开始改革官制，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闲散衙门，相当于一下子撤掉了六个中央直属机关，改革力度空前，慈禧太后依然没有吭声，在颐和园里悠闲地看昆明湖的日出日落，“帝党”一片欢呼雀跃。康有为更有一种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豪情，建议光绪皇帝再大步向前走。
这时，六部九卿的守旧官员坐不住了，因为有谣言，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下一步光绪皇帝和翁同龢、康有为他们要裁撤六部九卿。整个京师惶恐，守旧的老臣排着队到颐和园找慈禧太后告状，说现在朝中只有一个臣子能承皇上的意，那就是翁同龢；只有一个读书人入得了光绪皇帝的眼，那就是康有为。
慈禧太后面不改色，安慰群臣说：“你们说了半天，不就是担心自己的官位不保吗？汝等暂且回去，哀家马上下一道懿旨，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和裁撤权，这样你们这些朝中大员，就可安心回家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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