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笑道：“你儿子就叫张学良？今年几岁了？”
张作霖憨厚地一笑，道：“大总统说笑了，俺老张家的大宝贝疙瘩，不叫张学良还能叫李学良？他刚出生，乳牙还没长齐呢。”
李经述一听，心想，看来是自己的到来，改变了历史上太多事，便问张作霖怎么到的中国士官学校。
张作霖回答道：“清末的东北一片混乱，各级官员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百姓生活痛苦不堪，亡命之徒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胡子成了一方公害。我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联防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这地区土匪的骚扰得到遏制，要求加入保护的村子慢慢地多起来，我管辖的村子达到二十多个，差不多一个县，后来徐世昌主席剿匪，我投军立了功，被保送到军官学校。”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聊了很长时间，李经述接下来还要会见袁世凯，便随手掏出一块金色的瑞士怀表来看时间。张作霖看到这块金色的怀表，伸长脖子左瞧右瞧，李经述笑了笑，当场就将怀表送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表现出喜从天降、一副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样子，竟然又跪下来谢恩。
李经述感觉这人还不错，老实本分，也能吃苦耐劳，便把张作霖派往远东当卧底，问道：“重回东北当胡子，你可乐意？”
张作霖回答道：“没有什么乐意不乐意，总统你让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
训政时期，徐世昌在兵权和政权之间二选一，选择了当东北三省主席，主持新政，修筑大连至盛京哈尔滨一线的铁路，这条铁路的修筑，对东北三省地区很重要，不仅仅拉动了东北的经济，如果东北边境靠俄国的一线出现问题，中国的军队可以迅速由铁路到达。唐绍仪在李经述的授意下，修筑汉城至盛京一线的铁路的建议，让东北到朝鲜的铁路也修建了起来。
铁路开通，国内外资本涌入，东北广袤无垠的黑土地，成了全国移民的新乐土，河南、山东等各省闯关东的人不计其数。到十九世纪末，长春的大豆种植面积占到了耕地的20%。东北的大豆不仅供国内，还卖往欧洲、南洋，“其声誉几超丝茶”。原先对铁路根本不感兴趣的内地各省官员，看到东北富裕起来后，变得积极起来，以各种方式集资修筑铁路，在李经述和詹天佑等人的大力支持下，除西藏，新疆等偏远省份以外，其余各省都修通了主要城市的铁路，长的短的都有，沿海各省连接在一起，内地各省加上水路运河网络和公路的补充，基本“联成一气”，东北的贸易更加发达，有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都成了共和国的经济发达城市。
但是，由于徐世昌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到1900年，东北的“胡子”又死灰复燃，其中还有很多日本浪人和俄罗斯老毛子，不少是流亡的革命者，东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剿匪”人选，李经述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张作霖，他对东北的情况很熟悉，又有过跟各种匪徒打交道的经验，是个合适人选。
于是，李经述便任命张作霖为东北剿匪团的团长，给他两千新军，让他去东北剿匪去了，但是，并不是以军队的名义去剿匪，而是让张作霖去东北当“卧底”，剿匪的同时，跟俄国的革命者联系，搞乱俄国，为接下来的中俄战争做好准备。
李经述对张作霖说：“接下来，我会找一个借口，将你赶出总统府，你会觉得自己委屈吗？”
张作霖说：“俺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哪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为国效力，万死不辞！”
李经述点点头，问道：“这次去东北剿匪，任务艰巨，基本上以后你就在刀尖上生活了，可能短则三五年，长则十来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张作霖回答说：“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那宝贝疙瘩放心不下，还在吃奶呢，要是俺不能活着回来，就拜托大总统抚养成人。”
李经述拍了一下张作霖的肩膀，道：“放心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等张学良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爹不是个孬种，而是一位为国家捐躯的大英雄！给你平反。”
张作霖很快因“擅离职守”被赶出总统府，临走前一夜，他坐在床头，跟妻子赵春桂告别。但他不能告诉赵春桂自己是回东北老家剿匪，还要打入俄国佬的内部，只说带着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回奉天“重操旧业”。
赵春桂一听丈夫又要去当土匪，大吃一惊，站起身苦苦相劝：“孩子他爹，你咋这么‘虎’呢？落草并非正道，你既然已经金盆洗手，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们不求富贵，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
张作霖知道赵春桂是那种能跟他共患难的那种女人，当初嫁给他，也就算下嫁了。
赵春桂出生于1875年九月初六，只比张作霖小五六个月，赵春桂的父亲赵占元是奉天府黑山县南乡赵家庙村的小地主，其实也是忠厚老诚、勤俭持家的农民，在赵家庙村属中上等家户。赵春桂是家里的次女，贤惠聪明，善于针线女红。少年时即随父兄下田，耕种犁田和秋收割地等繁重苦活，她样样拿得起来，炕上的活计也件件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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