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这种观点的舆论认为，“刺宋案”有可能是国民党方面故意设的局，以图栽赃嫁祸给袁世凯，至于背后的主使人，便是上海的实际掌权人陈其美。
和袁世凯一样，陈其美也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陈其美一直是孙文的左膀右臂，而孙文与宋教仁素有矛盾，尤其是国民党成立之后，孙文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减，可以说宋教仁已经取孙文而代之，成为了党内的实际领袖。在宋教仁为国民党参加国会选举而四处奔走时，孙文却不闻不问，远赴日本，足见他对宋教仁持何种态度。主动下手，替孙文除去政敌，陈其美拥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在暗杀方面，陈其美是精于此道的高手，陶成章被刺就是先例。“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陈其美对其有知遇之恩，应桂馨虽然表面上投靠了北京政府，但他很可能暗中仍在替陈其美卖命。该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于六十一团兵营里，而六十一团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陈其美杀人灭口，以免武士英在地方检察厅的预审上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两种猜测，各有各的道理。
但后来发生的事，似乎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
宋教仁死后，孙文返回国内，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操控着“刺宋案”的审理，按理说此时领袖回国，有了主心骨，应该不顾一切地查清真相才对，可国民党方面却偏偏有意遮掩，使得这件原本线索明确的刺杀案变得扑朔迷离。黄兴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孙文却坚持诉诸武力，最终发动了二次革命，致使南北之间重新开战。
在战争打响的同时，“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却趁着战乱的机会，从六十一团兵营的监狱里越狱了。
第十七章 最后一次刺杀
越狱
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在孙文的指示下，李烈钧于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仅仅十天之后，七月二十二日，江苏讨袁军便在徐州地区会战失利，不得不退守南京。同一天，上海方面战事打响。
武士英离奇死亡后，应桂馨一直被关押在六十一团兵营的监狱里，直到二次革命起兵时，仍未定谳。上海战事一开打，六十一团便要奔赴前线，被关押在兵营里的应桂馨，自然无人看管。
陈其美是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主要策划人，他的高级副官周陔南向他请示，说“刺宋案”的要犯应桂馨还关押在兵营监狱里，一旦打仗便会无人看管，要不要提前将他明正典刑，立予枪决。
陈其美思虑片刻，摇了摇头。
这一摇头，就等于放了应桂馨一命。
二十四日深夜，南北两军混战，上海一片混乱，应桂馨趁机从无人看管的兵营监狱里逃脱。
越狱后的应桂馨，立刻逃往青岛躲避起来。
彼时南北开战，局势尚不明朗，应桂馨之所以选择在青岛躲避，是因为青岛地处南北之间，既可北上也可南下，必要时还可乘船出海，避居海外。
九月一日，南京被张勋率军攻克，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南方各省纷纷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就此失败。
十月六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不久后，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很快即被解散。袁世凯就此集大权于一身。
见国民党失势，应桂馨立刻在青岛显露行迹，公开发表希望能“平反冤狱”的通电。在电文中，他指出国民党此次掀起所谓的“二次革命”，实为叛变，宋教仁乃国民党党魁，“为主谋内乱之人，实为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应桂馨的这番话虽是诡辩，但也算是逻辑清晰。北京政府认定国民党“叛乱”，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作为国民党魁首，自然也是乱党贼子，应桂馨和武士英刺杀宋教仁，那就是杀贼有功，所以应桂馨公开发表通电，要求北京政府平反冤狱，甚至说道：“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
十月二十日，见北京政府迟迟不予回应，应桂馨胆子大了起来，直接奔赴北京，约见洪述祖等人，不但要求“平反冤狱”，还要求“毁宋酬勋”，也就是索要酬劳和勋位。在应桂馨看来，他杀宋教仁为国家立了大功，甚至坐了几个月的牢，当然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
应桂馨借住在京剧演员谭鑫培家中，每天纵酒寻乐，逍遥自在。到了十二月，他干脆把父亲应文生和妻子一并接到了北京，住进了李铁拐斜街的同和旅馆。应桂馨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要赖在北京，直到北京政府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为止。
也就是应桂馨死赖在北京的时候，远在长沙府的醉乡榭，杜心五找到了胡客，提出了刺杀应桂馨的请求。
杜心五说出“应桂馨”三个字时，胡客的脑海里立刻将此人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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