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看来，日本人向孙文赠送的赠款，应该属于赠送给同盟会的革命经费，而不是赠送给孙文个人的，孙文不能公款私用。他批评孙文的行为说：“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他甚至将《民报》报社内的孙文照片撕了下来，批上了这样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然后愤而辞去了《民报》主编一职。章太炎是同盟会内部的浙江派，同属浙江派的陶成章也与章太炎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公开反对孙文，并宣布脱离同盟会，重新恢复光复会。
因为孙文确实没有公开过革命经费的收支情况，与钱有关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孙文立刻陷入了被动，一时之间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一股“倒孙风潮”，甚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强烈呼声。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风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稍有不慎，同盟会就可能在困境当中分崩离析，革命就可能从此走上绝路。
面对这场危机，孙文以极为坦诚的态度，写下了一份文字材料，将革命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一笔一笔详细地列出，并锥心泣血地表示，除了为革命四处奔走时在食宿上的花费，他私人没有花过革命党一分钱。
孙文的这一举动，算是对“倒孙风潮”做出了回应，对质疑他贪污革命经费的谣言做出了回应。
即便如此，经此一闹，革命士气变得极度消沉，尤其是“远距离革命家”这一挖苦，使得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入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当中，也令众多革命党人心灰意冷，其中不少人对革命的前景持怀疑甚至绝望的态度。
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之一，一直担任评议部部长的汪精卫，决定以实际行动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论调，重振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
汪精卫即汪兆铭，在同盟会成立时便被推为评议部部长。在《民报》的创刊号上，汪兆铭以“精卫”为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一文，此后又发表多篇文章，针对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上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雄辩与驳斥。汪兆铭因文笔犀利，见解独到，自此声名鹊起，革命党人从此习惯以“精卫”这个笔名来称呼他，而很少再称呼他的本名。
汪精卫下了要做出一番实际行动的决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他决定效仿当年吴樾血溅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之举，回国刺杀满清要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绝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要让革命党人和海内外民众打消怀疑，重树对革命大业的信心。
汪精卫原本对政治暗杀是极不赞成的。同盟会成立之时，西方无政府主义传入，不少革命党人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为，同盟会因此成立了暗杀部，并聘请流亡的俄国虚无党人来教授暗杀技术。在国内接连不断爆发武装起义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策划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如刘思复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范传甲刺杀新军协统余大鸿等。但汪精卫对这一手段并不迷信，甚至直言道：“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实乃小儿之见而已。”
但如今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革命形势岌岌可危，这一切彻底刺激了汪精卫，使他最终萌生了“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的想法。
守真照相馆
汪精卫是同盟会的评议部部长，如此骨干人物竟要亲身回国搞刺杀，其他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深觉不妥。
黄兴第一个站出来劝阻，但汪精卫去意已决，表示如果不放他去，他宁愿投水自尽，迫使黄兴同意。
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胡汉民也加以劝阻，但汪精卫抛出了“薪釜治饭”的理论，说道：“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他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八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以表明他要做那顷刻燃尽之薪，让胡汉民做那任重持久之釜。
在冲破同盟会几位领袖的阻拦后，汪精卫先后找到了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罗世勋、陈璧君等人，组建了暗杀团，准备回国谋刺满清要员。
暗杀团的这些成员里面，黄复生和喻培伦是同盟会的炸弹专家，尤其是喻培伦，在当时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而陈璧君则是汪精卫的红颜知己。
陈璧君本是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对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汪精卫一见倾心，后来又了解到汪精卫平时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妓，在革命党人中有“道学先生”之称，因而爱慕之心更甚。她向汪精卫表达了爱慕之情，但汪精卫却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如果结婚那就是陷妻子于不幸，而让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则是最大的罪过，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的誓言。这番话，没能让陈璧君退缩，反而让陈璧君加深了对汪精卫的爱。听闻汪精卫组建暗杀团，陈璧君立刻要求参加，汪精卫最初不同意，但陈璧君态度极为坚决，最后汪精卫只能勉强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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