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月初七被捕后，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便被关入了法务部监狱。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是震惊海内外的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由于当时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因此善耆要求按照“文明”国家之法，设置法庭，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载沣考虑到此案人证物证俱在，即便开庭审理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因此同意了善耆的要求。
三月十六日，汪精卫刺杀未遂案在法庭上开庭审理。
审理的过程异常的顺利。
石板桥下发现的炸弹和电线，以及守真照相馆内搜出的残留炸药，都作为物证摆在庭上，鸿泰永铁铺的老板也来到庭上，作为此案的人证。
人证物证俱全，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都没有矢口否认，而是直接承认了谋刺摄政王一事，汪精卫和黄复生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是谋刺的主谋而激烈地争吵起来。汪精卫大声说自己是主谋，目的就是杀掉载沣，动机则是“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所说的跟汪精卫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而对方只是小帮工，都想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从而减轻对方的罪名。
善耆是清廷内部颇为开明之人，汪精卫被捕后，他看了从汪精卫身上搜出来的三篇亲笔手稿，即《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和《告别同志书》，读完后不禁深为佩服汪精卫的才学和见识。此时在法庭上，又见汪、黄二人为了争揽主谋的罪名而激烈争吵，善耆不禁感佩二人把死留给自己、把生交给对方的气度。善耆颇为动容，放下朱笔，口中连称：“义士，义士！”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身边负责陪审的几个官吏都听到了，这些官吏转头望着善耆，脸上写满了惊愕和诧异。
也正是因为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争揽罪责、视死如归的举动，善耆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俱焚、杀身成仁，处死了这些革命党人，不仅吓不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令革命党人更为愤激，同时也会令民众憎恶和反感朝廷，转过头去同情和怜悯革命党人。
按照大清律法，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但凌迟这一酷刑已在光绪三十一年被废除，因此罪当处斩。载沣深恨革命党人，何况是胆敢刺杀他的革命党人，自然坚持要将汪精卫等人斩首示众。但善耆却认为应当对汪精卫等人从轻发落，以安抚天下人心。
善耆对载沣进行了劝说，说道：“如果杀了汪、黄等人，日后党祸日夕相寻，实非朝廷之福。”又道：“我看汪兆铭之供词，实为误解朝廷政策，才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举动。当今朝廷正倡导立宪，现在杀几个革命党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激起其他革命党人更为激烈的反抗，对朝廷无甚好处。不如做个人情，将汪、黄等人从轻发落，以缓革命党人之激，也能为摄政王赢得爱才之名。”
奕劻的想法和善耆比较相似，也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了汪精卫等人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促使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因此也赞成从轻发落。
载沣并没有立刻松口，只是回答说会慎重考虑。
在劝说载沣的同时，善耆几乎每天都会到法务部监狱里，与汪精卫面对面交谈，试图改变汪精卫的思想，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加入到朝廷这边来。
“汪先生发表在《民报》上的几篇大作，我全都拜读过。”善耆向汪精卫说道，“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仿西方国家立宪，这也正是朝廷的主张。现在朝廷正筹备立宪，准备实施改革，建立国会，这与汪先生的革命目标，不是正好一致吗？汪先生又何必一定要闹革命呢？”
汪精卫愤然说道：“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非立宪，而是要推翻你们满清的统治！”
“为什么一定要灭满兴汉？”善耆叹道，“这样宣扬民族仇恨，难道就能够使中国五族协和吗？”
汪精卫道：“只要推翻了你们的统治，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自然能够五族协和！”
善耆摇头道：“我倒是认为‘三民主义’有些见识褊狭，在中国实行并不合适。”又说：“当今形势，中国不该搞流血革命，而应以和平的宪政方式徐徐图变。你们革命党人认为日本先进，日本不正是实施和平宪政的榜样吗？”
“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不是幕府主动改革图变。”汪精卫言辞之中毫不示弱，“你们所谓的预备立宪，就算建立了国会，也只是皇帝的傀儡走狗而已。中国要想变强，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可走！”
“中国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善耆叹道，“螳螂在前，黄雀在后，西方各国觊觎中国，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啊。”
在法务部的监狱里，二十七岁的汪精卫和四十四岁的善耆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虽然根本立场不同，无法达成共识，但在经过几次这样的辩论后，两人都不禁钦佩起了对方的才学和见识。
汪精卫长时间待在日本东京，本以为清廷的官吏都是愚钝无能之辈，没想到堂堂肃亲王竟然谈吐文雅，见识超群，而且对他这样一个逆犯能做到以礼相待，因此对善耆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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