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整个上海的文化界都没有事情做了，《寻秦记》成了一种现象，不骂两句不舒服。
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觉得看的爽就足够了。
此时项少龙来到了魏国，参加龙阳君的宴会，碰到了信陵君、李园、韩非等人，舌战群儒，而他的处境也是危机四伏。
读者看的大呼过瘾，《申报》的发行量大增。
正当林子轩准备反击的时候，在北平《晨报》的副刊“自由论坛”上刊登了一篇短评。
短评中并没有提及《寻秦记》篡改历史的问题，而是认为“《寻秦记》之白话文正是白话文之未来。”
这篇短评的作者叫做鲁讯。
☆、第十二章 文学和白话文
林子轩搞不清楚为什么北平的文人会支持他，这其实和如今白话文的困境有关。
北平作为新思潮的发源地，一向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
想要革新一种文体，打破旧有秩序，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期间肯定要面对旧有势力不断的反扑。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在1920年4月，教育部终于下达了命令，让学校的教材使用语文体，也就是白话文。
这是白话文取得的阶段性胜利。
但在文学写作领域，倡议白话文写作的文人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意见。
什么是白话文写作？白话文有没有文学性？如何用白话文写出文学经典？白话文该怎么发展下去？
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提倡白话文写作的学者们。
开荒是最难的，需要不断的摸索和试探。
思想激烈的如胡拾，认为白话文想要发展，就要和文言文彻底分割，抛弃传统文学。
周作仁则认为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革新的过程中没有严格的界限，不能彻底抛弃。
还有学者认为白话文和文言文各有所长。
这个年代的学者大多都经过旧式的私塾教育，学的也是传统典籍，后来留洋，接触西方文化，当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时候，思想上就难免产生矛盾。
是彻底抛弃国学，还是缓缓变革，他们自己也在挣扎。
眼下白话文的困境有两点。
一个是需要证明白话文也具有文学性，也能用白话文写出文学经典来。
文言文学者讽刺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言”，就是说用白话文写出来的小说没有文学性和思想性，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学。
在这方面鲁讯的《狂人日记》拉开了白话文小说的序幕，其他学者陆续开始了白话文文学的创作，想要为白话文打下文学基础。
只有拥有足够多的文学经典，才能证明白话文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传承下去。
当然他们自己也不熟悉这种创作方式，只能摸索着前行。
这也是这个时代极少有白话文长篇小说问世的原因，能够写出中篇小说已经很不错了。
在诗歌方面，白话文的发展也不顺利。
没有了古体诗在形式上的束缚，诗人可以自由的创作，在这个阶段大多是模仿外国诗歌，创出各种派别。
可这种诗歌是否有文学价值，有没有思想性，有没有美学准则，谁也说不清楚。
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白话文的文学创作属于纷乱的阶段，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固有的标准，告诉大家该怎么写。
这就牵扯到白话文的另一个困境，那就是发展方向的问题。
即便是提倡白话文态度最为激烈的胡拾也给不出一个方向，只能摸索着前行。
此时以胡显骕为主的文人又开始大肆攻击白话文，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认为白话文是“模仿西人，仅得糟粕”。
新一轮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论战即将开始。
这时在上海发生的炮轰《寻秦记》的风潮传到了北平，其中就有批判白话文的论调。
只能说恰逢其时，《寻秦记》这种长篇白话文小说顿时引起了北平文化界的关注，原本消遣性质的小说，就因为白的彻底，通篇大白话，成为了学者们的读物。
他们关注的不是《寻秦记》的文学价值，而是白话文的发展方向。
有学者认为若是白话文最终沦落到像《寻秦记》这种毫无文采的小说，那是文学的悲哀。
也有人认为这是白话文向着大众语言迈出的关键一步。
我们提倡白话文，不就是为了创造出一种“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适合大众需要的语言么？
《寻秦记》正是这样的小说，只要是略微识字的人都看得懂。
当然若是没有那些艳情描写就更好了，可这给我们的白话文写作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于是，在北平的文坛掀起了有关白话文发展方向的热议。
在这种背景下，鲁讯在《晨报》上发了短评，认为从《寻秦记》来看，白话文才是中国文字发展的未来。
这个论点得到了北平不少学者的支持。
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学者愣住了。
这怎么开始关注白话文了，咱们讲的是篡改历史好不好，白话文只是附带，你们搞清楚重点了么？
不过不管怎么说，既然北平的学者吹捧《寻秦记》，那就是唱反调，就是和咱们作对，那咱们就要贬低《寻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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