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前一年，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
下午的时候，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呐喊》翻译的人，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
读了一年，助学金被停发了。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
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
他曾说过：“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
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
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反正是鲁讯的介绍，谁翻译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进行协商，然后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翻译者的费用，一般来说分为两种。
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
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书籍卖不出去，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
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
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读的是文学，对西方的《版权法》有所了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选择版税。
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
虽然两人都姓林，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
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
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这毕竟是正当要求，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
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
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
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
在鲁讯去世前，曾留下一段话，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第二百一十六章 在北平的是是非非
对于不能向国外介绍鲁讯的小说，林子轩颇为遗憾。≯≤∈
鲁讯的小说毕竟是新文学的代表，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独具一格，但世上的事情总不能事事如意，林子轩不是上帝。
何况，鲁讯的小说以后总会有人翻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且，林子轩觉得鲁讯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将来或许他也是鲁讯骂人黑名单上的常客。
就算没有林羽堂从中阻挠，这次的合作也不会顺利，是他太过一厢情愿了，低估了这个时代文人之间的立场问题。
在鲁讯的心目中，想必早已把他划分到了胡拾和徐至摩那一拨人的阵营之中。
以鲁讯的性格，没有当面指责他算是给他留面子了。
想明白了这些，林子轩自嘲的笑了笑，在这个时代，立场和站队很重要。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虽然没有了小说集《呐喊》，林子轩还是要争取把这套新文学丛书出版行。
郁达浮对林子轩愿意为他向西方推介自己的小说很是惊讶，毕竟创造社和林子轩有着不小的矛盾，他也曾在文章中指桑骂槐的讽刺过林子轩。
他说林子轩依仗着被西方人吹捧出来的名气，到国内就混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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