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子轩的记忆中，有两处地方的文物流失让他印象深刻。
一处是敦煌的莫高窟。一处是洛阳的龙门石窟。
在后世，他看过余秋羽写的《文化苦旅》，其中第一篇叫做《道士塔》，讲的就是敦煌莫高窟的故事，里面的那位王道士让人痛恨不已。
王道士原本是位普通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负责看守莫高窟。
有一天，他偶然在莫高窟的一个隐秘洞穴内发现了大量的文物。
他并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便拿了几卷经书送给县长。县长又送给了甘肃学台。
这位学台是位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便建议送到省城保管，但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犹豫了。
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后来，这些经卷被外国人发现了，他们如获至宝。
大批欧洲的学者、考古学家、冒险家们不辞辛苦的赶到甘肃。赶到莫高窟，只为了能获取洞窟中的那些经卷。
他们最后面对的就是那位看守着莫高窟的王道士。
一场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在莫高窟前开始了，王道士的开价并不高，甚至低的可怜。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法国人怕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这位王道士并不知道从他手中交易出去的是一个灿烂的文明。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在洛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龙门石窟。
1931年，美国人普爱伦去洛阳参观，游览了龙门石窟，他对这些石雕感兴趣，将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拍摄下来。
《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照皇太后礼佛的情景。
普爱伦返回北平后，同北平的古董商岳斌商议，签订合同，以5年为期，4万元为代价，将《帝后礼佛图》运往美国。
岳斌趁当时时局动荡，买通洛阳当地驻军，将《帝后礼佛图》凿成碎块，运回北平。
他请人将碎石块粘对修配，最后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卖给了美国人。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人民的愚昧，当权者的不作为，西方文物贩子的贪婪，是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
正如《道士塔》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我好恨！
恨没有早生一个世纪，恨没有挡在莫高窟前，恨没有拦住那些驶往西方的货轮……
林子轩穿越到了这个时代，有了一点力量，他觉得应该做些事情，让后世的中国人不再那么的痛心，尽可能的把文物留在中国。
丁闻江和林子轩说这番话没有其他用意，他和林子轩的观念相同，教育背景相同。
两人都是从英美留学归来，都支持传统文化，反对苏联，都愿意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林子轩知道这件事太大，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耗费的时间太长，要一直和西方的文物贩子作斗争。
所以，他需要寻找一群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庞大的民间机构，持续的运转下去。
“就从我们开始做起吧！”在龙华镇的桃花丛中，林子轩坚定的对丁闻江说道。
☆、第三百二十五章 文化散文
林子轩提议成立一个拯救文物的民间机构，丁闻江自然是极力赞成。
丁闻江现在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在上海华界的地位仅次于孙传方。
孙传方只管军队，对政务不怎么精通，所以丁闻江就有了不小的权利，可以便宜行事。
加上林子轩在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力，两人联手或许真的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当然，这件事不是说说就行的，还需要大批的人员做事，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
丁闻江能够从上海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一笔钱，林子轩捐出一部分，成立文物救助基金，打好基础，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他们决定把这个机构叫做中华文物救助会，总部设在上海，之后逐步在全国设立分会。
至于救助下来的文物，两人同意建立一座博物馆暂时保存，等到适当的时机捐给国家。
这个适当的时机是指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
不过在建立博物馆的地点上两人有分歧，丁闻江觉得上海就很好，林子轩则认为最好建在偏远地区，避免文物毁于战火。
这让丁闻江很诧异，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上海租界无疑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子轩想的更为长远。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上海并不安全，倒是重庆和云南等地是合适的地点。
这只是初步探讨，两人求同存异，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以后再做决定。
在龙华镇的这次会面，他们谈论了中华文物救助会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方针。
也就仅此而已了，毕竟这件事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好的，还要和一些文物专家商量文物鉴定和保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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