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
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他是语言学家，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
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比如《易经》，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
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才力荐梁启朝。
不过，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险家，既不精通汉语，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
这一次，斯文赫定来到北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
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
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
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提倡保护中国文物，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
经过不断宣传，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
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有了前车之鉴，难免惹人生疑。
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
☆、第三百四十九章 穿越者就该这么骄傲
这个时候，胡拾在国外，鲁讯在厦门，林子轩在上海。
北平文化界的很多学者皆已南下，包括蔡元赔在内的一众领袖人物大都不在北平。
可以说，这是北平文化界最为弱势的时候。
他们推举出刘半侬作为代表和瑞典考察团进行谈判。
刘半侬就是那位因为写过鸳鸯蝴蝶派而被新文学作家嘲笑的人物。
后来在北大教书，由于他中学没有毕业，更加没有博士学位，从而被北大的同事看不起。
胡拾在一次新青年内部的编辑会议上，更是提到了编辑的学历问题。
这让刘半侬很受伤，一气之下通过蔡元赔的帮助于1920年跑到国外公费留学。
他先是在英国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
他之所以转到法国读书，是因为法国的生活费便宜。
他在国外过的极为艰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他留学的时候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到了国外。
“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他在国内也是有名的人物，还曾在北大教书，到了国外却是窘迫至极。
刘半侬接触文物研究正是从留学时期开始的。
1921年，蔡元赔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的情况。
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侬陪同蔡元赔到大英博物馆了解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
刘半侬在巴黎学习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编辑成一部叫做敦煌掇琐的书稿。
1925年，刘半侬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主考官中就有盗取中国敦煌文物的法国人伯希和。
正因为这些渊源，刘半侬在保护文物上面颇为用心。
这次瑞典人斯文赫定想要前往西北考察，北平的学术界立即组织起来，联络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在京的十余机构，进行抗议。
他们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刘半侬是协会的骨干成员。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中写到:“本会以保存国境内所有之材料为主旨，以古物、古迹、美术品及其他科学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为范围。”
这有点和林子轩在上海成立的中华文物救助会暗中较劲的意思。
北平一向是中国学术的中心，有众多的国学大师和研究国学的机构，没想到在这方面被上海占了先。这让他们有点小意见。
事实上，保护文物的工作北平学术界一直在进行。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率队进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个西魏石窟的壁画全部剥离转移。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了监视并暗中阻挠美国人的活动，委派摄影家陈万立参加考察队。
学术考察和盗取文物本身不好界定。又牵涉到西方国家的学者，容易闹出纠纷。
所以，他们只能暗中阻挠，不像林子轩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甚至直接把外国学者说成是盗墓贼和文物强盗。
在学术界，这是很难界定的事情。
考古是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光明正大的挖开墓x，盗墓则是私人的偷盗行为。
然而，两者做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挖开墓x，把里面的文物拿出来。
在这个时代。西方人只要花点钱打点官员，就能获得中国官方的允许，光明正大的挖掘。
就和这次斯文赫定一样，北洋政府已经同意了这次考察，想要阻止非常困难。
有了林子轩在上海的刺激，北平学术界变得强硬起来，联名抗议瑞典人的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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