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不会有人出言支持了。
这场论战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虽然创造社成员，如成仿伍、张资评等人力挺郭沫偌，可惜被淹没在批评的大潮中。
最终，郭沫偌黯然返回日本，这场论战才渐渐平息。
通过这场论战，林子轩做实了新诗奠基人的称号，文坛也算有他这号人物了。
上海私立复旦大学甚至邀请他到学校演讲，任客座教授。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学会邀请一些社会名人，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才到大学讲课。
客座教授不占用学校教师的名额，也不用按时上课，按照上课的次数付费。
一般来说，一节课大约五块到三十块不等，要看受邀请者的名望而定。
林子轩答应了邀请，却没有时间去讲课。
他其实并不怕讲课，就算不讲新诗，也可以讲讲《三国演义》，或者是《红楼梦》。
他在后世喜欢看《百家讲坛》，对易仲天的《品三国》和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很有兴趣，每期必看。
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冒充文化大师，当然前提是他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本名著，否则很容易露馅。
林子轩正在忙着创办电影公司，首先是购买拍摄器材。
在这个年代，电影拍摄器材被垄断在外国人手里，他又不可能派人到国外购买，只能让上海的洋行进行代购。
洋行是指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商行。
在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
1840年以后，外商在中国的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1911年之前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资本额近1亿元。
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中国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1911年之后，洋行在中国的扩张并没有中止，反而日益壮大。
林子轩发现想要购买电影拍摄器材，只能选择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原本他在法租界小有能量，找法国人买拍摄器材最合适不过，可在法租界出售电影拍摄器材的正是上海百代公司，在公共租界还有一家英国留声机公司也出售拍摄器材。
不过英国人的设备质量比不过法国人，毕竟电影就是法国人发明出来的。
可他和百代公司正处在僵持状态，估计百代公司会狠狠的宰他一笔。
他也可以用冯敬尧的冯氏商行的名义代买，只是以后拍摄用的胶片等等，都需要购买，这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
他能瞒得了一时，却不能一直瞒下去，总会被百代公司知道的。
在商言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和解是个不错的主意。
林子轩打听过，百代公司在被他拒绝后，仍旧推出了流行歌曲的新唱片。
这个世上从来不缺少聪明人，他们模仿林子轩歌曲的曲调，稍加改变，然后找了一位戏曲界的名伶演唱。
从作词作曲到演唱，透着一股浓浓的模仿味道。
可模仿是那么容易的么？
林子轩选择的都是经典歌曲，稍微改动就会破坏乐曲的美感，加上乱编的歌词，和名伶戏曲化的唱腔，简直惨不忍睹。
那位名伶不知道唱戏和唱流行歌曲的区别，还是用唱戏的腔调来唱流行歌曲，给人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感觉。
完全是东施效颦。
百代公司推出的这场唱片刚开始销量不错，可随之而来的是极差的口碑，勉强收回了成本，但公司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看着黎锦挥带着孟晓冬在全国巡回演出，大赚特赚。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为了挽回公司的声誉，也为了公司的利益，他要联系林子轩，打造全新的唱片。
至于条件，可以继续谈。
☆、第四十一章 鸡犬之争,渔翁得利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是宁波人，他虽然对于唱片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是外行，但是他具有经营管理的眼光、能力，以及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买办”这个词语，这是外商进入中国后催生而来的。
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由于需要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是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
随着中国的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管理员，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
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寻找一个当地有实力的买办是首要任务，他们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
随着外商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
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
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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