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不虞黯然道：“我妻儿未能与我一道南逃，至今滞留在匈奴，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样。”
匈奴法律简单，不似汉律繁琐残酷，也没有株连一说，赵不虞的妻儿甚至於单的家小都不至于有性命之虞，但美貌的妻子多半要被别的男子霸占，想来终究是件令人郁闷的事。
东方朔也不及安慰，与夷安公主匆匆出来宅邸，登上车子，直朝东市驰来。
长安有九市，以西市和东市最为知名，位于横门以南，分立横门大街东西，是长安最主要的两大市集，也是全国商业最集中的地方。市场形制为方形，方二百六十六步，四周环筑高墙，四方开辟有市门，每面三门，共十二门，最左边市门内有隶书“某市门”三字。市内街道为“十”字或“井”字形状，称为“隧”，纵横交错，隧的两旁分列着商肆，每肆各有三至四列，如长廊式建筑，分列成行，井然有序。
市中心则建有重檐的旗亭楼，高大壮观，多至五层。楼下正中开门，楼上悬鼓，是管理市集的官吏的办公场所。市集长官是市令，负责征收市税和管理市籍，下设丞、市掾、市门卒、市啬夫等，分别负责按时启闭市门、维护市场秩序、征收市税、管理商品价格等。
自秦商鞅变法，明确提出“重农抑商”后，秦汉两代均以其为国策。汉初高帝刘邦为了恢复发展农业，进一步贬低商人地位，下诏书规定经商之人不得穿锦、绣、绮等高级织品裁制的衣服，不得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有市籍之人不得为宦做官。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惠帝、吕后执政时，开始施行“无为而治”，对商人的限制逐渐放宽，下诏“复弛商贾之律”。到文帝时，又下诏通关渠，弛山泽之禁，允许民间百姓自行铸钱、冶铁、煮盐等，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自文帝一朝以来，商业的利润巨大，经商致富极为容易，不论经营那一种商品，只要经营得法，就可获取十分之五的利润，即使不善于经营，也能得到十分之三的利润，因而时有谚语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富商大贾腰缠万贯，凭借其丰厚的资财交结王侯，力过吏势，与贵族、官僚平起平坐，被称为“素封”。不少人甚至开始影响朝政，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譬如首倡马邑之谋的聂壹就只是个富商。而现任东市令王孙卿就是靠在东市卖鼓发家，积聚资财巨万后，以财养士，与雄桀交，才被任命为东市令。许多王公大臣为巨利所吸引，也有不少悄悄涉足商业者。
同为长安的大市，西市和东市又各有分工，大有不同——西市以手工业作坊为主，东市则以商业为中心。西市主要有加工生产木制马具、皮革制品、铁器、陶器等各类日用品的手工作坊，一些打造兵器、铸币、制作陶俑的作坊则是由官府掌握。东市则是真正的市场贸易中心，商品种类繁多，大街两边布满了各类店铺，如饭店、酒肆、杂货店、经营布匹绸缎的采帛行、柴火市、牲畜市场等，衣食住行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奴婢交易市场，无所不包。商贩广聚，顾客云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所谓“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即是这种景象。正因为市场是众人聚集之地，是理想的“刑人于市”的场所，许多被判弃市、磔尸死刑者都是在东市执行，死在这里的名人不少，最著名的就是晁错。
晁错是景帝一朝的宠臣，任御史大夫时力主削藩，即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权力等，激起诸王强烈反对。晁错之父劝儿子“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怨，晁错不听，其父遂愤然自杀，十天后，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领头的吴王刘濞致书朝廷，声称起兵目的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恢复王国故地，安定刘氏社稷”。景帝听信谗言，试图以杀晁错来换取诸侯王退兵。当日中尉陈嘉奉命来召晁错上朝，晁错上车后即被载到东市腰斩，当时晁错还穿着朝服，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均弃市。但最终吴楚并没有退兵，还是靠武力平息了叛乱。景帝终于明白诸侯王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自己错杀了晁错，叹息道：“亦悔恨无及了！”
东市是夷安公主私下最爱来逛的地方，不为别的，只因为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熟食店，菜肴陈列成闹市，什么枸杞蒸猪肉、韭菜炒鸡蛋、细切的驴马肉、煎熟的鱼、冷酱鸡、驴肉干、狗肉脯、羊羔肉，还有小鸟肉、咸腌鱼、甜豆浆、热米饭加炸肉等，甚至连最普通的黍米炸糕、豆羹、豆粥也做得与众不同，有滋有味。她每每和女伴微服来逛，总也吃不够，连刘陵也盛赞某家鬼食铺子的豆浆和豆腐比她父王淮南王刘安[11]做得还好。
医药铺子集中在东市南门一带。顺利寻到淳于医铺，淳于光正好在铺子中指导几名徒弟看病，听东方朔问起前日一早到北阙甲第给匈奴太子於单治病之事，很是愕然，道：“老夫当日确实在甲第，不过却不是为匈奴太子治病，而是在江都邸为江都王的小翁主治咳嗽。”
正说着，一辆极其华丽的车子停在医铺前，车上跃下一名彪形大汉，风风火火地直闯进来，嚷道：“细君小翁主又病了，还得劳烦淳于大夫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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