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之风，由此开端。[20]
不过，告密作为制度而被建立，要到两年以后。这两年当中，武后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尤其是扬州的兵变和裴炎的逼宫，让她想起来就后怕。徐敬业那反贼，甚至将不肯同流的叔叔李思文（即徐思文）羁押起来，宣布他姓武。并非皇族的徐敬业尚且如此，货真价实的宗室又会如何？
裴炎和刘祎之也让她心惊肉跳。他俩一个是智囊，一个是文胆，却不约而同地都反对她临朝称制，更不可能赞成她改朝换代。幸亏在垂拱二年（686）建立了告密制度，否则怎么能发现刘祎之这亲信竟然是潜在的敌人呢？
那个本名冯小宝的薛怀义也是问题，太后不用多想就知道朝野上下都在说些什么。显然，形势已经容不得她温良恭俭让，甚至不能等着有人撞到枪口上来。既然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铺就，头顶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染成，那就干脆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而无论手段如何。
未来的女皇选择了两面三刀。
两面就是一面造神一面杀人，三刀则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她的运气也不错，一个名叫鱼保家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科技发明。鱼保家是裴炎谋反案主审官鱼承晔的儿子，该项发明则叫铜匦（读如轨，即信箱），特点是信件投进去后只有指定收件人才能取出，非常适用于告密。
铜匦很快就造了出来，也很快就收到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保家的，罪名是为徐敬业打造兵器。结果，这个发明家不但没能保住家，反倒血祭了这该死的制度。
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告密却继续受到鼓励。武则天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者，即便他们是樵夫和农民。所有告密者都将按照五品官的待遇送到洛阳，得到太后的亲自接见和赏赐，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所言称旨者更是立即升官发财。
于是，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21]
酷吏也应运而生。
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告密制度的建立初衷固然在掌握敌情，更在制造冤案，而且越大越好。只有不断制造出惊天大案，才能趁机消灭公开和潜在的政敌，实现杀一儆百震慑朝野的目的。这是那些尊重法律严守程序的正派法官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在体制外另找杀手，而且人选现成。
比如索元礼。
索元礼是胡人，也是薛怀义的干爹，因为告密而蒙太后召见，很快就被赋予承办御案的权力。他的办案特点是只要抓住一个，就一定要扯出数十上百人，再小的事情也能做成大案，因此很得太后欢心，成为她的第一批政治打手。[2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索元礼得宠后，其他一些见利忘义的家伙便纷纷效仿，共同组成了一个酷吏集团。这是一帮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和无耻之徒，在他们那里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可言。只要有利可图，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23]
比如侯思止和王弘义。
王弘义本是地痞流氓，无恶不作。他向邻居索要瓜吃而不得，便向官府报告瓜田有白兔。官府派兵搜寻，邻居的瓜都被踩烂。他又诬告进行正常民间活动的乡民谋反，结果二百多人被杀，自己则因举报有功加入了酷吏行列。
侯思止原本是卖饼的，因诬告他人而被召见。这家伙见机会难得，竟恬不知耻地要求做监察官员。这事连太后也觉得离谱，便忍住笑说：你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做法官？
那小人说：獬豸也不识字。
獬豸（读如谢至）是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曲直。无论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它都会用角去顶理亏的。因此古代法官的帽子就做成獬豸形，叫獬豸冠。武则天不知道这些话是事先有人教侯思止的，竟然也让他当了侍御史。
其实，太后并不在乎这些人都是什么出身，是否知书达理和懂得法律。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脸色，听从使唤，并足够卑鄙和残忍，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按照这个要求，酷吏们都已达标。比如某地方官被诬谋反，被告不服，王弘义的办法便是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他的脑袋，然后再替他写供词。[24]
如此办案，何求不得？
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当时的告密之风和恐怖统治到了什么程度，比如太后每年收到举报信多少封，接见举报者多少人次，其中诬陷和属实又各占什么比例。帝国不会提供这种资料，但从下面的表格中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建立告密制度至武则天称帝前重要案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案件 案发原因
687 垂拱三年 宰相刘祎之被赐死 下属告密
草民杨初成谋反案 事败
宗室李孝逸谋反案 被人诬陷
都督冯元常案 酷吏诬陷
688 垂拱四年 郝象贤谋反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宗室起兵案 事败
宰相骞味道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689 永昌元年 宗室十二人谋反案 事败
纪王李慎案 被株连
宰相魏玄同案 酷吏诬陷
将军黑齿常之案 酷吏诬陷
690 载初元年 宰相韦方质案 酷吏诬陷
舒王李元名案 酷吏诬陷
某地民众谋反案 地痞流氓诬告
都督王安仁谋反案 酷吏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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