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缘起于西欧和北美，继而扩展至其他地区，是一个历史过程和一种进步趋势，体现在诸多领域。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具有全球性、阶段性和全面性。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浪潮中概莫能外，因而现代化具有全球性。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性的转变过程，故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性。由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诸多方面尖锐对立，所以现代化又呈现出全面性。在经济层面，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工业化，从自给自足到互通有无即市场化是其主要内涵。社会现代化则主要指城乡联系加强、闭塞状态消失、城市化进程以及职业流动。在政治层面，通常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官僚体制的形成、政治参与的扩大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此外，现代化还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但是，少数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持有不同看法。
印度学者A.R.德赛在《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一文中指出，诸多学者将“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普适性，发达社会已经成功实现转变而其他社会可能具备也可能不具备实现这一转变的能力。作者认为，尽管现代化的核心过程也许具有普适性，但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内源性现代化国家不同，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有差异。埃及学者盖拉尔·A.阿明在《依附性发展》一文中批驳当时盛行于西方并被联合国所采纳的“现代化”概念。作者认为，西方人所创造的这一词汇仅能表明西方社会的一种独特历程，绝不具有普适性，不应成为欠发达国家的追求目标。关于当时欠发达国家的所处历史时期，作者非常悲观，他认为当时欠发达国家既没有出现发展，也没有出现现代化，仅仅是遭遇异质文明的入侵并在损失惨重之后向这种拥有优越感的文明屈膝投降而已，因此作者甚至质疑官僚机构的完善、知识的迅速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等是否具有价值。土耳其共和国当代思想家法图拉·葛兰在其《迎向失落的天堂》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等于文明化。文明化是指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创新社会制度、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精神境界，即坚定信仰、保持爱心、拥有热情和敢于担当。他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并未消除由精神失落导致的唯利主义和野蛮屠杀等恶劣现象，所以并未实现文明化。同样的，长期效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土耳其共和国，更不可能实现文明化。法图拉·葛兰所强调的“文明化”，实际上指融合传统、兼顾精神、全面和谐的“现代化”。
二、语言文字
语言是传递情感和信息的重要媒介，其表现形式有语音、文字、符号、图案、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等。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换言之，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语言的出现早于文字，但文字自发明之后则成为最为重要的语言形式。不过，语言改革显然比文字改革范围更广，难度更大。现代土耳其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目前土耳其共和国约九成民众以现代土耳其语为母语；其他国民则使用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库尔德语等数十种语言。现代土耳其文由奥斯曼文发展而来，后者使用阿拉伯字母，前者改用拉丁字母。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土耳其共和国（Türkiye Cumhuriyeti）语言文字改革则是奥斯曼语（文）转变为现代土耳其语（文）的重要节点。
奥斯曼文所用的阿拉伯字母表
现代土耳其文所用的拉丁字母表
文字改革是语言改革的重要内容，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正字法，即仅仅确定原有文字的形体标准和书写规则。比如汉字的正字法，一般旨在纠正错别字、清理异体字、反对乱用繁体字、严禁私造简化字，等等；比如拼音文字的正字法，主要用以规范原有字母的手写体和印刷体样式、缩写、标点，等等。二是改变字母体系。奥斯曼文采用阿拉伯字母，而现代土耳其文则采用拉丁字母，包括8个元音和21个辅音字母。三是改变文字性质。比如从表意文字转变为表音文字。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主要属于第二种类型，改变字母体系。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以阿拉伯文书写，用阿拉伯语诵读。奥斯曼土耳其人虔信伊斯兰教，而且仰慕阿拉伯文化。因此，奥斯曼文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例如，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文中写作，在奥斯曼文中写作。阿拉伯字母不易书写，而且无法表达奥斯曼语的发音和语法。因此，奥斯曼文不易提高识字率，不利于凸显土耳其的民族特色，不利于印刷书籍报刊进而传播进步思想，成为阻碍奥斯曼帝国发展的重要因素。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字改革开始启动。
1923年2月即凯末尔革命成功后不久，纳兹米（Nazmi）在伊兹密尔举行的经济会议上提出用拉丁字母而非阿拉伯字母拼读土耳其语，遭到大会主席的反对。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成为首任总统。1924年2月，有人在大国民议会上提出同样建议，也遭到否定。从1925年起，苏联境内的突厥语族开始全面采用拉丁字母，土耳其人即将陷入与同胞文化隔绝的窘境。1928年1月底，教育部长哈姆杜拉·苏卜西（Hamdollah Sobhi）说：“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旧文艺注定将要成为废品。”[1]1928年5月24日，政府下令以国际数字代替阿拉伯数字。1928年6月26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尓马巴赫切宫主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着手研究在几个月内采用拉丁字母拼读土耳其语的方案。8月2日，新字母即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在安卡拉问世。8月9日晚，凯末尔亲临共和人民党在塞拉格里奥公园举行的游园会，并发表演说：“我们必须让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你们必须尽快学会新的土耳其字母。”他指出，此举可以提高识字率，进而提高土耳其人的文明程度。[2]此后两个月，他携带黑板周游全国，多次出现在乡村广场、学校课堂、市政大厅和咖啡馆，亲自教授新字母，成为举世闻名的“首席教师”。其他高官和知识分子也群起仿效。一时间，学习新字母蔚然成风。1928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土耳其字母采用和实施法》，自11月3日起实施。法令规定：自1929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公司、银行、协会以及社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须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语图书必须以新字母印刷。1929年6月1日后，政府不再接受用旧字母提交的各类申请，凡是用土耳其语教学的学校必须使用新字母，严禁使用阿拉伯字母出版的图书进行教学。1931年4月，过去只能够用阿拉伯文念的《古兰经》头一次译成土耳其文，加上土耳其文的注释出版。1932年1月，土耳其语《古兰经》首次在伊斯坦布尔公开诵读，此后宣礼塔上的唤拜词也可用土耳其语。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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