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相信，靠着自己在现代多年的从政，还有这么多年对古今政治改革的分析，是有能力领导整个国家走出困境的，如果再给他一个十七年，绝对不会像上一世一般，可惜，让他又能够回现代了，而且能够回现代之后，三年过去。他虽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是因为重心没有完完全全的放在政治上面，拖缓了他改革的进度！
也可以说是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吧。或者说，换了任何人。一旦发现能够有一个更快的捷径，无论这捷径通往何处，都很难把握住自己！
崇祯皇帝朱由检通往现代的捷径，可以让他快速的取得科技，可以快速的取得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就非常的难让人再沉下心来去搞什么改革，去搞什么体制，那些事情。有多繁琐，崇祯皇帝朱由检看着他从现代整理的比人还高的法律条文就很清楚，曾经，他都想过要放弃改制了！一旦让大明整体性的度过粮荒，整体性的利用大毁灭性的杀伤力武器使得军事有一边倒的优势，其实用什么体制，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这就是人的惰性，即便是意志力坚强如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是有着惰性的。惰性是人性的基础特性之一！
秦良玉，曹文诏，孙传庭几人都很谈得来。想法相似，都有一颗忠于朝廷，忠于皇室的心，这让他们走的很近。
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变法。这四大变法之中只有商鞅变法没有“人死政废”。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这样，而其他的变法都最终失败了呢？
正统教育中，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顺应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
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办法。
三、敢于同旧势力斗争。
四、取信于民，得到百姓信任
五、国君的支持。
但仔细想想又不对。以上特点不只是商鞅变法才具备的，其他的变法也完全具备。以上的答案过于流于表面。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秦国旧有勋贵势力最弱。在“战国七雄”中，秦的立国时间最晚。秦正式立国以前。秦的领地被称为“西戎之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秦立国以后秦国也一直是“夷狄杂居”的状态。在商鞅变法以前秦是最贫弱的国家。因此。在秦国，旧有的勋贵势力是最弱的。变法的阻力最小。
二、君王支持力度大。商鞅变法时得到了国君的全力支持，甚至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就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
三、变法施行时间。商鞅自公元前356年开始变法，至公元前338年商鞅被秦惠王“车裂”于彤，灭商君之族，商鞅变法一共已经实施了十八年。
十八年啊，就是现生个孩子也已经成年了，在古代更可能已经作父亲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在新法中受益的新兴利益阶层走上朝堂并站稳脚跟，至少也能获得与旧有利益阶层对抗的实力以保证新法不被废除。而且随着新法的继续实施新兴的利益阶层会越来越强大，旧有利益阶层则会日益衰弱，最终被新兴利益阶层取代。
当然，以上三点只是辅助原因。崇祯皇帝朱由检以为，以下两点才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四、政府公信力的确立。
对一个政府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政治危机”，不是“经济危机”，更加不是“军事危机”。能够从根本上毁灭一个政府的是“信任危机”。商鞅“城门立木”的故事基本上大家都耳熟能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商鞅确立了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的公信力，使“商君变法，说一不二”的观点深入人心。而之后的“太子犯错，刑太子之师”更是震慑了所有官吏使之不敢不严格执行新法，才使得变法得以顺利实施。
而其他三个呢？
“张居正改革”首先就是变法者本人死的过快，且没有得到皇室的有力支持。
“王莽改制”几乎成了“朝令夕改”的代名词。
至于“王安石变法”就更不用说了，连王安石自己都在为了打击政敌而“变相执行”。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最有名的政治现象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变法者自身都不能做到毫无偏差的严格执行，那么当变法的政令最终执行到百姓身上的时候，只怕是这份政令已经被“对策”的面目全非了。
而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变法者和变法者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没有能够在广大民众中确立起自己政府的政府公信力的话，那么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分辨这些法令到底是变法者的意思还是官员的“对策”。民众只会把这些被“对策”以后的法令当作是变法派的法令。
这种情况最终将导致变法者成为众矢之的。
五、旧有利益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利益阶层的确立。
崇祯皇帝朱由检认为，这才是“商鞅变法”没有“人死政废”的最最重要的根本原因。
如果仔细分析商鞅的变法内容，就会发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政令。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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