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半球的许多国家，在《纽伦堡公约》签署地的千里之外，制药公司枉顾所有的职业道德、操守和伦理，展开大规模的药物临床试验。《纽伦堡公约》是1947年对纳粹医生审判之后颁布的医学界公约，它第一个规定：在没有得到参与者同意，提供的资讯过于简单，监控不足，对病人和民众不利的情况下不得针对人体进行医学试验……然而，当今的临床试验为了评估病人的耐受度及衡量药效，建立起一种新药形式化、精密化、有效性和商业化都必不可少的程序。每年全球都要进行将近一百个临床药物试验，10%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其中的1%选在非洲。
“制药老大哥”的叫法来自2005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不朽的园丁》（2001年）。书中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尼日利亚的真实事件：医药公司在那里非法展开用于脑膜炎治疗的抗菌素药物试验。据作者言，该试验致使一些非洲儿童死亡，一些则终身遭受后遗症的折磨。事件发生十四年后，受害者的父母试图在美国法庭状告这个医药公司，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终于开始为这些受害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2001年3月，一些世界最大的药品实验室将南非政府告上法庭，指控它进口，然后仿造可以治疗其四百七十万艾滋病人的非专利药物。三年之后，在全球强烈的抗议声中，在一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首脑（包括格哈德·施罗德）的施压下，他们终于不得不放弃了指控。
制药老大哥和他的完美世界
和控制世界的老大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制药老大哥掌握着帮助人们减轻“生活重压”的药物的控制权。其主要武器：通过媒体洗脑，使人们相信，那些合法销售却令人生畏的药品对精神健康必不可少，从而产生依赖效应。
和《药人》一样，查里·梅达瓦尔（Charles Medawar）和阿尼塔·哈顿（Anita Hardon［9］）在《失控的药品？抗抑郁剂与善意的阴谋》中揭露出制药业如何越来越少地投入公共卫生，而越来越多地寻求控制公共卫生的事实。透过镇定剂和抗抑郁剂的例子，作者将目光投向药品促销，市场营销，以及情绪控制药物“百忧解”（prozac）和“赛乐特”（paroxetine）的处方和使用问题。
作者质疑：
——那些被认为应该接受治疗的精神问题，是真的存在还是被高估了？
——抗抑郁剂真的有效吗？
——病人会对药物产生怎样的依赖？
——药物是否具有副作用？
该书还揭露出服用抗抑郁剂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而这已是得到证明的事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它的英国同行——医学安全委员会——最近都建议医生不要再开具血清回收抑制剂（盐酸氟西汀—百忧解类抗抑郁剂）的处方，因为实验观察显示，十八岁以下年轻人服用该药后容易产生自杀倾向。
虽然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抗抑郁剂的用量呈减少趋势，然而法国仍然是欧洲精神类药物最大消费国。根据欧盟卫生政策评估最高办公室2006年6月的一份报告：“这些药品的消费，特别是镇定剂和安眠药的消费，法国比其他国家平均高出两倍，与德国，英国和荷兰的消费量差别尤其显著。”我们比我们的邻居们更消沉沮丧吗？
在法国，超过五百万人口服用抗抑郁药物。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被神化了的化学品：百忧解。这个“幸福小药片”是当今著名的抗抑郁剂的开路先锋：盐酸帕罗西汀、怡诺思、氟伏沙明、西酞普兰、左洛复、别忘了还有著名的复方地西泮片，或者三唑伦……据传这些药物对控制暴力、自杀和杀人——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暴力倾向效果显著。尽管对于这些药品的药效，处方的合法性、导致性错乱的副作用，以及产生对药物依赖的质疑不绝于耳，然而什么也阻挡不了它们成功的步伐。
开具药方的医生在这里扮演最根本的角色。在80%的病例中，是普通科医生，而不是心理科医生开出这些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如果是普通科医生负责精神疾病的诊治，根据或大或小，或真实存在，或来自想象的病人对病情的抱怨开出药方，如果是他们站在第一线，结果怎样？只是短暂出现轻微不适的人，被和真正出现病理症状的人放在一起对待。此外，处方的时效性也很少被重视：应该短时服用的（四分之三服用镇静剂的患者服用期超过六个月，而该类药品最长服用期限仅为三个月）却开了长期的，而本应当服用时间长一点的，却被开得过短。
根据前面所提到的最高办公室的报告，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是此类药物的消费者：“年长者特别容易长期而频繁的服用，5%的儿童和青少年也是它的消费者，并呈现上升趋势。四分之一的女孩儿和将近五分之一的男孩儿在十八岁之前服用过精神类药物。”
上述药物主要有哪些种类？
——镇静剂（或者安定剂）：最常开的药物（特别是在长期服用的情况下），属于苯二氮平类，可以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被用于治疗焦虑症。然而经常发生病人自行服用的情况，最终导致完全失控的成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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