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冷”传媒，它涉及我们的多个感官，传送大量的数据，而大脑的参与却非常有限。电视传媒就是“冷”的，就像一块雕刻石板一样冷，它只留出很小的“空白”地带有待补充，更多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参与行为。借用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话说，它将观众统和起来，在“情感一致性”中将他们“再部落化”。
媒体的本然属性和所承载信息之间的组合决定着它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它影响着我们的感官，甚至我们的大脑。如此，信息内容才会发挥它的影响作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在内容上过多停留，我们只感知它的效果。因此，想要更好地破解这其中的含义，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是谁，是什么，为了何种利益制造了这一总体效果。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远离每天扑面而来的狂轰烂炸，了解它们的属性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便显得格外必要，因为请看，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他们让我们受罪，
折磨我们的欲望。
他们胡作非为，从我们出生那刻，
让我们这些蠢货，
成为多愁善感的群落［7］……”
四十多年前麦克卢汉的歌证明了一点：“一则信息的意义在于它所制造的形象化改变。”
在他之前，圣·艾克修伯里（Saint Exupéry［8］）的小狐狸就已经说过：“本质性的东西总是眼睛所看不到的。”轮到我们了，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智谋可以看到这个“本质”，以逃脱集体性洗脑的命运？
自我麻醉，手术麻醉，电视麻醉
年轻的那喀索斯（Narcisse）义无返顾地爱上了泉水反射的倒影，却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女神爱科（Écho：回声）试着用声音唤回他，他却什么也听不见。那喀索斯（希腊语麻醉之意）就这样，像被麻醉了一样守在水边：在自己倒影的幻像王国里与世隔绝，然后死去。
在电视机，这个“生活之镜”前，我们是否也通过对他者的迷醉最终迷醉了自己，沦为被洗脑的工具？这个“他者”也就是“我”，一个“真人秀”模式的一线电视节目（早在《阁楼故事》或《电视垃圾》诞生之前）不是叫《我，是我》吗？从那时起，此类节目开始层出不穷，我们就此了解了“他者”的一切：口味、情感、习惯、嗜好、怪癖……就算有些人从未看过，但总会看过一些《这是我的选择》，《这是讨论》，或者《只有真相说了算》的片断吧［9］……但，还是扔掉这些电视节目表吧。
电视屏幕，那喀索斯之镜，是一个渴望被凝视，被赞赏的自我关注和自我售卖的做秀场。我们，电视观众，“被粘在”电视屏幕前的平均时间超过三个半小时。我们不会像那喀索斯那样与世隔绝，然后死去。有时，一个回音，一声召唤就可以将我们从麻醉中解脱出来，重返真实社会。
这些具有麻醉作用的影像以每秒二十五个谎言的速度汹涌而至［10］，一起蜂拥而来的还有我们自我投射的幻觉，我们被割裂、被注释，和被谎言肢解得支离破碎的生活……电视有时还会导致吸收过量“传媒先消化物”而产生依赖、模仿，和以为倒影即真实的错觉。通过他者的反照，凝望我们自己，梦想着成为演员，有时却又对无法成为痛苦绝望。
事实上，电视远比广告及其“阴谋诡计”更具危害性，它通过更微妙更危险的方式清洗着我们的大脑。
是什么躲在这个将电视作为完美操控工具的隐形机制的背后？绕到镜子的背面瞅一眼……
电视收视率，老大哥的小兄弟？
上世纪50年代末，电视垄断文化（ORTF：法国广播电视公司）以《通栏标题》［11］为代表，试图建立一种大众化趣味：开始往迎合料想中的大众趣味上转化，窥视隐私的“谈话节目”和“生活经历毫不遮掩的展示”代替了发现和思考的乐趣。
电视最具威慑和破坏性的隐形力量，首当其冲的便是收视率。收视率是来自市场和经济的晴雨表，用以衡量电视对其观点和原则进行营销推广的能力。与其他领域相比，电视领域更屈从于来自外部的压力：需求的制约和市场的表决都对它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在此章将经常引用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蒂奥（Pierre Bourdieu：1930—2002［12］）认为：“对电视这一营销工具需求的满足正是政治化民意调查所产生的蛊惑性效果在文化上的体现。”同样，以拥有评判和选择自由为名，大众总是有理的。收视率由此满足了民主名义下的需要——仿佛应当建立起一种在民意调查、收视率和人手一票的普选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是否还记得，1977年由西德尼·鲁迈执导的影片《电视台风云》中，UBS电视台明星主持人霍华德·比尔（彼得·芬弛扮演）因收视率下滑面临被开除的命运。一天，他在直播晚间新闻时突然宣布要自杀。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被其他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节目收视率也随之回升。被工具化、被操纵，比尔由此成为那些“声讨虚伪”的所谓“愤怒之人”的“现代预言家”。就像巫师的学徒，这台疯狂而失控的机器最终逃出了操纵者的手掌，比尔在直播时死在了另一个金钱的傀儡——一个恐怖主义头子的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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