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我们已经见识过的新包装下，安乐死教会只不过是个“建立在揭露犹太平均主义阴谋基础上的，将所有散发着恶臭的旧破烂加以重新循环的玩意儿。只是这一次，他们眼中的犹太人阴谋，瞄准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大自然。该组织的真正动机与其像它声称的那样是要毁灭人类种群，到不如说是想将愚昧个体组成的大众玩弄于股掌之中，继续着她作为’超人’的游戏。”
“杀死所有人！”这是来自另外一些易燃点的号召。一个被《华尔街日报》提到的芬兰人卡罗·本蒂·林科拉（Kaarlo Pentti Linkola）就表示，另一场世界大战“对地球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只需扣动扳机就可以令成百万人死去，而我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
《世界新闻周刊》也刊登出两位法国化学家——亨利·马维尔（Henri Mevel）和让·米歇尔·杜邦（Jean Michel Dupont）的故事。他们计划毒死所有的人类以“从人口过剩和环境污染的泥潭中解救出地球。”中情局的马克·茹拜尔补充到：“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马维尔和茹拜尔正在做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加以制止的话，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他们也许疯狂，但是却不愚蠢。”
《纽豪斯通讯社》发布的消息同样令人震惊：一个前中情局反恐机构头目文森特·卡尼斯塔罗（Vincent Cannistraro）计划召集“高水准科学家在组织严密的地下实验室里，摸索削减或消灭人类的技术。”
从环保主义到环保法西斯主义
以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不堪承受之重的名义，很多激进分子鼓吹建立一个完全抛弃科技的社会，以及削减几十亿人口中的大部分的主张。他们认为，为了达到此一目标，必须采取强制的手段（控制出生、优生学、等等）。而活下来的人也要确保采用古老的技术（农业、渔业、狩猎、手工业）来维系人类在地球上的世代延续。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环保法西斯主义或者环保极权主义，一个既像左派又像右派，既反全球化又拥护白人至上主义的怪胎。环保法西斯主义先驱是前文提到的芬兰人卡罗·本蒂·林科拉。
“我们对那些反人类的新病毒的入侵表示欢迎”［7］从多伦多和匹兹堡开始，“盖亚解放阵线”的激进分子宣称，该组织的目是要将盖亚（地球）从人类种族中解救出来。他们也在北欧拓展着势力范围，并试图从比利时的佛兰德开始，以“反物种”和“撒旦吸血鬼”的潮流为花招，逐渐在法国建立起他们的网络。其招募对象普遍锁定那些知识水准较高的人群。这些最“给人好感的”人主张，反家庭、反移民、反福利国家。他们鼓吹淫秽色情，认为在性爱的终极快乐中（而不是种群的繁殖延续）可以为人类最终的出路找到方向。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很好地解读着诸如有尊严地去死、避孕、堕胎等方面的抗争：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种族灭绝，对盖亚而言，都是一次重负的解脱。这些“极端分子”并不排除，正如该组织的发言人格奥菲里斯（Geophilus）所言，使用某些“反人类”病毒以期以最有效的方式削减人口数量，“我们对那些反人类的新病毒的入侵表示欢迎。”
如果他们还没有自杀，也是因为其号召消灭人类所具有的“善”，胜于消灭他们自己所体现的“恶”。
“亲人类等于赞成灭绝论”
和那些认为到处都是反生态阴谋的环保法西斯主义分子不同的是，慷慨激昂的“人类自愿灭绝运动”（VHEMT）“只是”想要减少生育。这个更伪善，却同样危险的组织劝阻成员不要直接与自我意识、良知和信仰对抗，因为自愿灭绝和其他信仰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而已。每个人都可以在自杀，或者尽可能更好地活下去之间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它还表示，反对那些“旨在灭绝人类的恐怖主义行为”。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号召尊重生命，然而却认为令大量人口出生是一个过失，是一种无意行为，因而需要发展出一种方法，使得每个人都有不生育的“自由”。它提倡避孕甚至大规模绝育，建议作为怀孕的替代性方案，发展一套领养或“分享孩子”的体系。它还提出一套对父母身份提出批判的理论，认为父母是敌人，但不应将其个别对待，而更要攻击他们的思想体系。该运动还鼓励享乐主义，以便自私的享乐可以消灭对于生育的渴望。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言论有时也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比如2000年12月的《国际邮报》就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其“智囊”人物——波特兰（俄勒冈州）的教师U．耐特（U .Knight），从越南回国后，于上世纪70年代投入其生态主义抗争中。他先是加入一个名为“零人口增长”的组织，随后于1991年创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如果说他的言论有时显得“好玩儿”的话，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世代延续性的抛弃（反对养老分摊制、拒绝对贫穷国家提供帮助，等等），并且主张使用强制力以到达拯救地球的目的。然而他也认为，取得公众的认同已经足够了，而且也许还会收到更快的效果，他这样发出着号召：“谢谢您没有生育！活到老吧，然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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