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邓颖超带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因患肺病被编人中央纵队休养连，董老为之取名特殊连队。董老任总支书记，邓颖超任总支委员，分管宣教政治思想工作。她因肺病常发低烧，她的担架枕边总是放着一个小茶缸，供吐痰使用，痰中常常带着血丝，同志们都十分担心她的身体。有时她下地步行，脸色苍白疲劳乏力，但仍乐观地和其他人谈心，鼓励大家克服眼前的困难。
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共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邓颖超无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对党的事业坚定不渝，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她根据工作的需要，能上能下，从不挑选工作和计较职务，甘当无名英雄。
1937年，邓颖超被派往武汉，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3月，发起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他们认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而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不为自己没有孩子苦恼，而为中国儿童受难焦虑。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战灾难童3万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8年4月4日，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武汉三镇开展了热烈的庆祝活动。邓颖超为儿童节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邓颖超的题词，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指示精神。
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出保护儿童的呼吁，强调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续，是我们下一代的国民，因此儿童问题是有关社会和民族的重大问题，提醒各界都不应忽视。
在邓颖超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先后派李昆源担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院长，曹孟君担任重庆歌乐山川一院院长、杜君慧担任四川沪州川七院院长、罗叔章担任均县保育院式后改为总会直属第一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担任四川江北直三院院长。
5月，日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在这危急时刻，武汉各界妇女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这时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邀请全国从事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广东省等12个省市妇女代表参加谈话会，讨论战时妇女工作。邓颖超代表中共在会上发表了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概况，参与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团结教育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锻炼了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邓颖超等人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沈兹九起草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通过广泛协商后经宋美龄同意，改组后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于7月1日在汉口组成，宋美龄仍为指导长，李德全任常委，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被选为委员。
这年6月，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武汉处于危急之中，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以便团结全民抗战救国的呼声下，国民党决定成立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近200名，其中包括我党的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骨折。8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的邓颖超，经中央批准，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伤。
1940年5月，邓颖超和周恩来离延安回重庆。8月8日，他们在重庆迎来了结婚巧周年纪念日。“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总结的夫妻“八互”原则，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邓颖超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七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41年6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身居虎穴，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们临帝不惧，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时，荣高棠调到南方局，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住在红岩村机关二楼上，与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房间是斜对门。邓颖超十分喜爱孩子，有空就过来逗孩子玩。小家伙也挺乖，一点不认生，不哭也不闹，一逗就咧着小嘴笑。孩子一乐，大人也跟着乐。当邓颖超知道孩子还没有起名时，就高兴地说：“叫‘小乐天’吧！”邓颖超又自称自己是“大乐天”，意思是自己跟孩子一样，在困难中都称得上是“乐天派”。那时候，日本飞机时常轰炸重庆，邓颖超在防空洞内常和小乐天玩。一天，邓颖超抱着小乐天从防空洞出来，童小鹏看到抓拍了一个镜头。这张照片刊登在机关墙报上，旁边还附了一首周恩来亲笔写的打油诗：
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赛乐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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