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向警予和蔡和森一同参加了中共“二大”，并当选为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就在这时，向警予抱着蔡妮来到了这里。当时，蔡妮的五舅向仙良住在长沙的新安岭，向警予请五弟媳找人哺育蔡妮。
向警予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她从此时起就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在后来的三四年中，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一切指导性文件，大多数都是她的提议。如果说从此时起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警予在中国妇女界的功绩就在这里，她当时策划全国妇女运动，就是极力用一切方法把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群众推动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来，把妇女运动与全国总的政治运动——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她鼓动并且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女学生到女工、农妇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她极力设法使劳动妇女与知识界的妇女团结一致。她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协会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组建的。因此，当时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飞速发展，成为当时这场革命运动中有力的组织之一，使中国妇女运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向警予的功绩。
1924年在中共“三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曾主编《妇女周报》。领导上海十四家丝厂1。5万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7000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在这个时期，她特别关心群众中的女干部，经常到她们家里和她们谈话，解释各问题， 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她的态度沉静和蔼，言辞诚，随时都使人感动和敬爱。她以这样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党培养了许多很好的妇女干部。
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长。同年去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5——1926年，向警予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1927年回国后，中央因她有很好的群众运动经验，而当时武汉工人运动的工作占极重要的地位，并且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派她担任武汉总工会宣传部的领导工作。由于她工作特别努力和她的群众工作才干，在很短的时期中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不久，湖北省委调她负责汉口市宣传部工作，她特别注意党内教育，经常出席各工厂支部的会议，组织各种训练班，编辑许多训练材料。她朝夕奔忙，甚至废寝忘食。武汉政府叛变以后，因为她熟悉武汉工作情况，深受工人群众信任，党特派她留在武汉，担任省委领导工作。在极端的白色恐怖形势之下，她曾用一切方法保持党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团结群众中的干部。她每日清晨与深夜，便在工人区域、学生宿舍中组织各种会议和谈话，讨论怎样保全组织，怎样组织群众反抗等，她此时身体已因过度劳累而异常瘦弱，可是她的工作却一刻也没停息过。
1927年4月，她参加中共“五大”后，先去广州，住在邓颖超家里。后来她去了武汉，途中顺道回长沙，探望婆婆葛健豪和孩子们。她只和孩子们一起住了两三天，就这两三天，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
向警予一回到家里，蔡博和姐姐们一起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都来抢“妈妈”。向警予看到他们个个活泼健康，疲惫的身心也得到了放松。她依然穿着原来的粗布衣，葛老夫人要为她赶制新衣，被她婉言谢绝了。庆熙大姐给她打水洗脚，发现她仍穿着土布袜，连忙拿一双洋袜给她穿，她笑着说：“你看这双袜子很好，还可以穿很久呢。”边说边把原来的土布袜子又穿到脚上。
三四天后，向警予就匆匆地走了。孩子们那时还太小，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他们天真无邪地跟着大人们，从天茂花园一直将向警予送到火车站。分手时，向警予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大袖子，他们抱着神子，目送她跟几个人挤上了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她从车厢上部开着的小窗口伸出胳膊，挥手向孩子们告别。这是孩子们和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向警予走后不久，孩子们接到她从武汉寄来的信。信中写道：“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啊！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见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是缺少蔡和森的“全家福”。照片是葛老夫人张罗着去照相馆拍的。在这张照片上，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妈妈前面。由于母子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他还没有和妈妈亲热起来，照相的时候老想挨着大姑妈，但也正因为相聚的机会太少，所以蔡博深深地记住了这幸福的一瞬间。
向警予到武汉后，先后负责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宣传部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她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还给儿子蔡博和女儿蔡妮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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