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只要你有票，我就马上领你进去参观！”因为我十分相信这位乡下老大妈是不可能有票的，让她早点死了心算啦。万没想到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色的请柬。我一看傻眼了，这种票都是通过军委办公厅或中央办公厅直送中央、军委首长的。我不敢再怀疑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是谁家新来的保姆了。她有红色请柬，肯定是一位中央首长！我赶忙将她让进场内，请她坐下。安排讲解员给她讲解后，想抽身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汇报这一情况。老人大概早猜透了我的心思，就一把拉住我说：“凭票不看人，这可是你说的。我要你陪着我参观。”说着将我拉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我看着老人平易近人的举止和慈祥的面容，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切都随她的心愿吧。
老人看完高炮联动演示后问我：“我们现在装备的100高炮和85高炮，都还是人工装填炮弹吗？”“是的。苏联人人高马大，似乎搬起这六十多斤的炮弹不算什么，可对咱们的三炮手来说，是很困难的。三炮手干久了，背上都留下一个大包，终生难以消失。”我感慨地回答。
“这项革新，不仅减轻了炮手的体力劳动，而且提高了射速，增强了火炮的威力。武器性能的改进，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强大因素。”我没有想到老妈妈看问题这样尖锐，这样深刻，又增添了我对她的几分尊重和敬仰。
“有外宾来参观过吗？”老妈妈又提时一个问题。
“有，朝鲜、越南军事代表团都来过。”我随即回答。
在参观59式坦克时，老人说：
“你们有很多革新项目很好，但要经过反复实践，一定要搞得安全可靠，千万不要自已骗自己。否则，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在和平环境里，你们的革新项目，要考虑到军地两用。我们不能老打仗，国家需要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战争需要军队，建设也需要军队。工程兵那个定向爆破的项目很好，它既可用于打仗，也可用于建设，望你们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今天看了你们的革新，很兴奋，很受鼓舞，也了解了很多情况，谢谢你们！”
老人在讲这段话时，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悄悄地停在外场边上。我知道老人要走了，但仍未弄清她的身份，就急中生智说：
“凡到我们这里来参观的，都要进行签到。大娘你要走了，请你签个到。”说着将我手中的笔记本递了过去。
“你这个小精灵鬼！”老妈妈脸上又恢复了慈祥的笑容。她接过本子，认真地写下了“陈少敏”三个字。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和蔼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位凭票不看人的小同志！”
陈少敏上车走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工作期间，我接待过不少中央首长，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陈少敏妈妈就是其中一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身为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陈少敏，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她身先士卒，亲自到山东“社教队”传达部署，专程去青岛了解运动的开展情况，然后再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总工会党组学习。在会上，她主动提出，党组领导同志要到群众中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她虽然拼命学习，不断反思，仍然感到思想跟不上。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她看到一批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出席会议，感到很惊讶，很不理解。
陈伯达在讲话中，竟然宣称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她感到非常震惊，她实在弄不明白，这次运动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会议结束后，陈少敏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一大堆问号回到“全总”，理智地向党组传达了十一中全会精神，布置学习“十六条”，她仍然身体力行，多次到北大、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并真诚地欢迎群众给她写大字报，对全总工作进行批评。但是，在讨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她实在想不通！刘少奇工作这么多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说他在搞“资产阶级司令部”，她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种看法！会上想不通，散会后仍然想不通。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矛头要指向刘少奇？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一个问号又一个问号，她的思想乱了，按常规的思维什么问题也弄不清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贴出了“陈少敏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大字报，说她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在康生、江青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接二连三地闯进她的办公室和家里，到处乱抄、乱翻“黑材料”，最后，将她扫地出门，赶进了“全总”机关的“黑帮”楼受审。在审查中，陈妈妈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似乎越来越轻了，那些想不清的问题似乎也有了答案，她横下一条心，开始用自己的思维和意志来判断和处理问题了。有一次，造反派再次抄了她的家后，硬逼着她交出黑材料！她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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