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曾红遍中央苏区的“赤色明星”，今天却成了死有余辜的“黑色灾星”。她始终坚信群众，坚信党，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去“正确对待”。
结果越正确对待，罪恶越多，被摧残得越厉害。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竟被当做“阶级敌人”在“监护”的美名下被关押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整整40年过去了，在40年前她坐过牢，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监牢；恰恰40年后，她又坐了牢，竟是她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中国的监牢。她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历史的颠倒，她由不服气变成愤怒和抗议！不论什么批斗会，她再也不低头了，随人去斗，她就是不低头、弯腰。挨打、踢腿、揪头发都无济于事。那些横行一时的家伙，竟怎么也整不垮压不服一个李伯钊。有的一度造反的人不得不反思，这个李伯钊如此坚强，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她呢？
10年的摧残折磨，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1973年她患了脑血栓，又并发了其他疾病，几乎成了残废，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料理。有个别好心人担心她熬不下去，含泪劝说：“你与江青相识并熟悉，又从未触犯过她，是否能写封信，求得一个批示，有可能得到宽大处理，好早点出去治病。”她听了只是冷冷地一笑，从嘴里迸出两个字：“绝不！”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李伯钊（当时还幽禁在山西临汾）因邓小平的复出，使她看到了希望。她不顾身残多病，不顾隔离封锁，毅然握笔在手，再次修改《长征》。幽禁中，没有底本，没有任何资料，只靠记忆和高度的责任心，这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粉碎“四人帮”后，李伯钊获得新生，从幽禁地返回北京，不等生活安顿好，她便展纸挥毫，继续修改剧本。为了坚持写作，她每天清晨起床，练习走路、写字、读书，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伤残斗争。鉴于她的身体状况，组织上给她派来助手。经过数年的艰辛耕耘，剧本四易其稿，于1982年完成，定名《北上》。这部用血泪、白骨造就的话剧《北上》问世时，距离她的歌剧《长征》又整整过了30年。这部大型话剧，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和他的生死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以无产阶级的雄伟胆略和气魄，领导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煮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胜利北上抗日的伟大决定。场面宏大壮阔，情节生动感人。《北上》同《长征》相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获得了1982年中国剧协优秀创作剧目一等奖。
该剧本一发表，许多剧团争相上演，还拍成电视连续剧。一位戏剧界人士说：“此剧描写领袖人物的手法高人一筹，刻画反派人物人木三分。不熟悉这些人物的作者，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有记者问李伯钊：“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好剧本？"她说：“因为我熟悉剧中人物，熟悉剧中反映的生活，我亲身尝熟悉剧中过那些酸甜苦辣！"
其实，剧中人物就有作者的影子，那位女宣传队员康小梅，从红一方面军来到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中她不顾被张国焘打击的危险，去看望红军总司令朱德，后来又将张国煮的情况报告给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为最终战胜张国煮的逃跑、分裂行为，立下了大功，她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李伯钊。
第08章 两闯鬼门关——李开芬
她有一个博大的胸怀，装下了人世间数不尽的苦难；
她有一个刚强的性格，克服了世人难以逾越的艰险；
她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条：女儿有泪不轻弹，生死关头不哀叹；
她，就是靠着为劳苦大众忠贞不二的信念，临危不惧闯过两次鬼门关！
李开芬，1917年生，四川达县人。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同年任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秘书兼保卫营教导员，后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副司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活埋坑前遇救
遇救1933年的冬天，是一个酷寒的冬天。鹅毛大雪覆盖着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军阵营内部，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肃反风，很多忠贞的革命者心灵上笼罩了一层白色恐怖。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凡是家庭出身不是贫雇农的同志都被划为肃反对象，连还是孩子的小红军也不放过。
李开芬，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这一年也不过刚满17岁，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她凭着自己的热情、正直和为劳苦大众求生存的朴素感情参加了革命。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追求着人人平等、大家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良好愿望，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忘我地工作着。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开芬早早地就被响亮的军号唤起。她像往常一样，勤快地打扫完宿舍卫生，迅速地梳洗完毕，对着小镜子整好军装，一蹦一跳地去出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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