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黄励在租界里被捕。巡捕房把她移送到国民党的法院。法官问她：“你是黄励吧？”
“谁说我是黄励？我不是黄励，也根本不知道什么黄励！”她一口回绝敌人，就是不承认。
法官只得把她那个秘书叫出来作证。黄励一看到那个可耻的叛徒，扑过去就煽了她两个耳光，唾了她一脸唾沫。法官吃惊地喊道：“哎呀！到了法庭，你还这样蛮横，还敢打人！”
黄励理直气代地回敬说，“我问你：她这种不抗日甘做亡国奴的奴才，还能算人，这种出卖良心的败类？难道还不该打吗？”吓得那个叛徒紧着往后缩，不敢抬头看黄励。
法官指着叛徒说：“你抬头看看，她到底是不是黄励？是不是共产党员黄励？”那个叛徒在黄励面前，两条腿直发抖，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
黄励看到这景象，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鄙视地说，“你们利用这样的狗，能证明什么？不要再枉费心机了！”黄励向前迈了一步，吓得叛徒直往后退。黄励高昂着头冲着法官大声说：“把这个癞皮狗拉出去，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是谁。”
敌法官挥挥手，叛徒赶紧低头溜了出去。黄励理了一下头发，平静地说：“我是黄励！是共产党员黄励！是坚决打日本的黄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坚决打垮它，坚决把它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打日本侵略者还犯罪吗？”黄励不容法官开口，就像打机关枪似地说出了一连串的心里话。法官猛摇着铃，制止黄励说下去，气急败坏地说：“打日本，那是国家的事，怎容你乱宣传？日本那是随便打的吗？”
“怎么？”黄励气愤地反问，“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土，杀我们的父兄，奸淫我们的姐妹，为什么不能打？难道你甘心当亡国奴吗？”在国民党的法庭上，黄励理直气壮地进行抗日宣传，使法官哑口无言，只好草草收场。
过了三天后，法院又开庭了。这次又换了一位法官，他一开口就说：“这里是法庭，是由我来审判你。我问什么，你答什么，绝不允许你在这里信口胡说。在法庭上宣传抗日、宣传工人解放都是违法的。你领导、组织工人罢工，就是破坏，就是捣乱正常生产……”
那天开庭，去旁听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小报馆里的记者。黄励看到这情况，认为是个宣传抗日、扩大共产党影响的绝好机会。她今天并不着急，很平静耐心地听法官把开场白讲完。当法官要她回话时，她才胸有成竹地说：
“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我不愿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特别是不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民族灭绝人性的屠杀，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起来反抗！我宣传抗日，实在不知道违犯了什么法律？违犯了哪一家的法律？不让人民抗日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屠杀抗日爱国人士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共产党人宣传抗日，是爱国行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抗日，屈服日本侵略者，才是真正的卖国……”
法官怒声责问；“这是法庭，怎容你又信口胡说！你说的话有证据吗？"黄励不慌不忙地回答：“有，我有以下实例为证：淞沪协定不是卖国吗？强迫抗日的十九路军撤退不是卖国吗？逮捕和屠杀抗日爱国人士不是卖国吗……”法官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改变口气说：“你是个很能干的人，也很有才学，你要是愿意悔过自新，我可以推荐你进国民政府工作，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刀婿才是前途无量大有可为的！”
黄励用嘲笑的口气说：“感谢你对我的高看。如果我也算是人才的话，那么请你睁开眼好好看看，为什么那些‘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里了，留在国民党里的都是‘蠢材’呢？就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国！”
旁听的大多数人，为这位爱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女共产党员的言行所感动，有的人甚至忍不住掉下泪来。有个小报记者如实地报道了法庭的审讯情况，结果在见报的当天夜里就被特务逮捕了。经过两次开庭审讯，国民党只好收起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面具，对黄励再不敢公开过堂了。
又过了几天，黄励被押解到南京。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她忽然被优待起来了。换成了单人房间，伙食也改善了，审问时的口气也变了，说什么：“你是个知识分子，出过国，留过洋，有头脑，有见识，你还年轻，日后的路还长，你懂得马列主义并没有错，只是现在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要你放弃马列主义，我们就可以立即给你自由……”
黄励却针锋相对地说：“马列主义有一条，就是民族独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战，还不让别人抗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亡国灭种，一个没有祖国存在，没有民族独立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这样，我愿意用我的死来震醒国人！”
怀着如此志向，黄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她的精神很振作，思想很乐观。她常用俄文和德文唱《国际歌》，用法文唱《马赛曲》，把苏联的《海员歌》翻译成中文来唱。很多难友，在她那雄壮、豪迈的歌声中，变得更坚定了。就连有些看守，也被她的精神所感动，暗中同情她惋惜她，有时还帮她送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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