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拱之 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运动，1929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吴仲廉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红军总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中央党校教员，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曾日三的夫人；
谢飞 1927年加人共青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调到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做地下工作，1932年回国后被分配到江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机要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刘少奇结婚；
何莲芝 1933年入党，曾任游击队长和县委妇女部长，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董必武结婚；
萧月华 早年曾做童工，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埔县妇女部长、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巡视员，1933年夏与李德结婚，后任中央机关机要收发员；
王泉媛 曾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部长，湘赣省委妇女部委员，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193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1936年任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
谢小梅 中央党校干部；
廖似光 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钟月林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干事；
周越华 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
李建华 中央机关机要报务员：
陈慧清 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杨厚珍 红军九军团干部。
这些女红军当时都很年轻，最小的钟月林只有19岁，最大的蔡畅也不过34岁。大家工作职务有高低，革命资历有长短，但是革命意志同样坚定，战斗情绪一样饱满。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除康克清跟随总司令部、刘英随中央直属纵队、周越华跟随总卫生部、蔡畅跟随政治部行动之外，其他同志大都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在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又分为两种情况，有病体弱的两位同志和怀孕的4位同志作为休养干部，其余女红军担负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及沿路筹粮、筹款等项工作，统称为政治战士。李坚真担任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
亘古未有的芳里长征，是在人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之中进行的，天上敌机侦察轰炸，地上顽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要突破江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女战士们所作的奋斗和牺牲更是极其巨大的。
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的女同志，把扶助休养干部行军当成自己的天职，把保护休养干部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休养干部大约有60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管理三四副担架。行军时，她们要跑前跑后察看休养干部的病情，及时加以护理照顾，还要十分注意雇来抬担架的民夫的情况，不断进行督促和鼓励。为了稳定民夫的情绪，她们还要省出自己少量的口粮送给他们吃，遇到担架无人抬的时候，她们便亲自去抬；当敌机轰炸时，她们又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休养干部。1935年3月，贺子珍就是在敌机轰炸时掩护伤员而身负重伤的。
每当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女政治战士们又要投人到民运工作中，发动群众打土豪，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为部队筹粮、筹款、雇请民夫。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李坚真仍率领女政治战士们，获得了“最会打土豪的人”的称号。李伯钊、危拱之等同志，发挥自己的特长，用文艺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危拱之踏在长征路上的竟是一双“解放脚”，而且头上还顶着“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她被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定为“托派嫌疑”而开除出党，长征后才恢复党籍）。刘英鞋子穿烂了，却满不在乎地打起赤脚板赶路。女红军们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暴、草地水浸，使多数健康的女战士得了妇女病，绝大多数闭了经，有的造成终生不育。四位带着身孕上路、行至贵州分娩的女战士，为了赶上行进队伍，只得忍痛把刚生下来的婴儿送给他人。贺子珍把婴儿留给一个瞎眼的孤老太太；陈慧清的婴儿则躺在一个叫不出名的山脚下……产妇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营养，有的连孩子都没有看上一眼，她们那颗母亲的心该是多么难过！
在过岷山的时候，蔡畅的红小鬼樱桃牺牲了。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他们决心很大，谁也劝阻不住。组织上便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樱桃就是分给蔡畅负责带领的红小鬼。这孩子很坚强，早两天，他就打摆子，但还是坚持爬山。到了山顶上，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胸中深埋着“一定要打败白狗子”的理想，壮志尚未实现，他就永远躺在冰冷的山头上了。蔡畅含着热泪脱下身上惟一的一件红毛衣，盖在了小战士的遗体上。
困难吓不倒她们，痛苦压不垮她们，她们别离了亲生骨肉和生死与共的战友，继续行进在万水千山之间。
从红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女红军的工作安排有过一些变动。1935年2月，甘世英和李桂英调新成立的川南游击队分别任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留在贵阳一带从事农民运动。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吴仲廉等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则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女子抗日先锋团担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吴仲廉、吴富莲、王泉媛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此后，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转押南京为党所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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