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思考着红25军的处境非常艰难和危险，就喃喃地说：“去把政委请来！快去，去找他来，我有话说。”
“政委早就交代过了，要你安心养伤，不……”少兰话没说完，徐海东就瞪着眼厉声问：
“你是共产党员吗？”
“是啊。”周少兰不明白徐海东问话的意思，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脸。“误了军情大事，开除你的党籍！”徐海东吓唬说。
周少兰懂得事关重大，只好去请政委。
开完会后，首长们临走时嘱咐周少兰一定要看护好徐海东。少兰点头应着，又有点为难地小声说：“徐军长脾气大，整天躺着忍不住，不听医生护士的话，反过来我们都得听他的！”
“那怎么行？哪有伤病员不服从医生护士的！”徐宝珊故意大声说。“就是嘛！在这旱军长也是伤病员。我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替我管着他。”吴焕先笑着帮腔。他回头看了徐海东一眼，又向周少兰眨眨眼睛笑着补充一句：“管得好，我以后就给你们做媒！”
在场的人都笑了，笑得周少兰实在不好意思，只好低下了头。她没料到平时很少和女同志说笑的政委，今天竟当着这么多首长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使她脸发红，心猛跳，觉得无地自容。
徐海东身体虚弱，加上时逢冬季，队伍又常转移，他的伤口愈合很慢，使他心情不好，经常发脾气，大声嚷嚷骂人。医生们不敢吭声，警卫员也只能见机躲开，只有周少兰一个人不急不躁地在他身边安慰他。她虽然年轻，说话不紧不慢，却能抑制住他的虎脾气。同志们暗地里庆幸柔能克刚：“这下咱们的虎将可碰上了能制住他的人啦。”
徐海东也渐渐地感到，自己也有些离不开她了。他们在一块，已经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尽管如此，周少兰还是开口闭口称“首长”。他有些不满意了。
她心里也想：“徐海东这个人也真有意思，不痛快时，眼睛一瞪像个凶神；高兴起来又像个孩子。难怪有人评价他：战场上是只老虎，平日里心情好时又像只小猫。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既让人担心，又让人舒心。”在少兰的心目中，他的位置越来越重，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有一次，徐海东对周少兰说：“我给你提个意见好不好？”少兰听说他要提意见，忙抬起了头看着他。
“你的名字叫少兰，我觉得不好听，什么兰呀、花呀的，换换怎么样？"“只要你喜欢，怎么改都行。”周少兰郑重地说。
“那就改为东屏吧，你喜欢不喜欢？”
“只要你喜欢，我就喜欢！”说着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周少兰改成了周东屏，不久，他们结成了终生的伴侣。
1944年后，徐海东生了一场大病，一直没能彻底恢复健康，整个解放战争他几乎都是在担架上转战南北，指挥打仗。而周东屏的精力，也大部分用来照顾他了。
官兵们都说：“我们的统领之所以躺着还比站着高，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的夫人有着一半的功劳。”徐海东几次报了病危，但几次又顽强地活过来。连徐海东自己都对周东屏说：“有你在我身边，马克思也不肯要我，小鬼也不敢叫我，看来我是一下子死不了的。”
第26章 我的母亲——刘志兰
我母亲刘志兰双手郑重地接过朱德总司令为我父亲左权所作的悼诗，这不是一首用文字写就的诗，而是用血泪、用情感、用人世间的爱铸就的我父亲不朽的灵魂！我母亲陪伴着这首诗、陪伴着我父亲的灵魂，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左太北
我的母亲刘志兰是北平人，曾和浦安修妈妈一起念过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1939年2月，母亲参加中央巡视团到山西前线，后留晋东南在中央北方局妇委工作，曾和卓琳妈妈一起在八路军总部附近举办妇训班，培养妇女干部。
父亲左权对妇委工作很关心，应邀到妇训班讲演，强调妇女干部在做政治宣传工作中要注意自身的军事学习，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一来二往，父亲和母亲接触增多，彼此产生了感情，关心对方胜过关心自己。
朱德总司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天，在散步时朱老总碰到了刘志兰，他有意向刘志兰介绍了左权的情况。刘志兰虽然两颊绯红，还是含羞地点头表示同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朱老总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没有错；可现在是决定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你应该是总司令，我只能当参谋。不要以为总司令牵红线，就委曲求‘权’了。”
当时，我母亲年轻、漂亮，有文化，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青年，对英勇善战的年轻将军左权心里充满崇拜和敬仰。父亲对母亲也充满了好感，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心心相印，两情相悦，但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两个月后就在八路军驻地潞城县北村结婚了。1940年5月，我就在总部医院驻地土和村出世了。在烽火战斗的出生人死中，父亲对母亲总是怀着深厚的眷恋之情，他们即使再苦再累，只要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使对方消除疲劳，产生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然而，他们见面的时间太少，相互的关心和挚爱都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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