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胡风的要求，梅志第二次来探监时，给他带来两大捆日文版的马恩全集。并带来一些多少年他没有吃过的食品。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见面，这对梅志来说是一种享受和喜悦，也是一种痛苦和负担，她和孩子们的肩上都被压上一个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帮助胡风改造思想，于是夫妻之间见面的喜悦中总免不了有点苦涩。
在管理人员的监视下，她必须鼓起勇气“劝导”胡风，或说一些要加强改造的话。有一次她将孩子们的近况说给他听后，又把女儿的信给他看。胡风一看信，就火冒三丈：“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溥仪是什么人，是封建皇帝，靠残酷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的生活。政府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吗？我学习马列主义错了吗？我忠心跟党走，一心想做对党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我何尝不懂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
在这一瞬间，胡风的目光、口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而令妻子战栗。她沉默了，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的倔强。看着胡风激怒的样子，她黯然了。
就这样，梅志每一次不能不带着迫切的心情赶往秦城，每一次又不得不带着痛苦回到冷清的家中。
1965年冬，公安部再次派梅志去探监，要她和他们合炸，开导顽固不化的胡风。虽然旁边坐着公安部的干部，她小心谨慎，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你不要太悲观，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能认清自己的犯罪行为，比如为什么写30万言书呀，思想根源是什么，只有低头认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你以为我没有认罪吗？只要我能承认的，我都承担了责任。”“那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但对问题要提高认识，要拿到原则上来认识。要知道，党是不会错的呀！"
“唔，我知道，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在这方面我确实犯了罪，判我刑吧，就是杀头我也不喊冤！"
梅志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滴在地上。她还能说什么呢？她看着他的脸，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可能要对我进行审判了，不要怕。我惟一不安的就是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我对你是有罪的……”
“你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我们是夫妻，是同舟共济的伴侣，只要你能好好活着，我什么都能承受得了，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你尽管放心吧。”
胡风站起身，走向梅志，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双手，一切都在无言中。
几天后，公安部传梅志，给了她一份判决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1965年底，胡风从秦城监狱放回家中，监外执行。梅志终于盼到了他们家庭团聚的时刻。
胡风回到家，看到小儿子晓山，他情不自禁地抱住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吻着，他似乎把这个已经18岁的“大孩子”仍当做他在10年前被捕时正在熟睡的“小三子”。
家依然是和睦的，孩子们仍像过去一样尊重父亲，相互没有隔阂和疏远，没有比这更使梅志感到满足的了。
好景不长，在胡风出狱没多久，就接到通知，要胡风和梅志必须离开北京，去成都“安家”。这个决定使刚刚团聚的家庭又受到了震动，那刚刚开始的喜悦又变成了沉重。
离开北京，远去成都，这实际上是“流放”。离开锁着铁门的监狱，进人一种不叫监狱的同样是被禁闭的生活。梅志嘴里不说，但心里这样想着。
1966年2月15日，胡风和梅志在公安部的安排下离京人川，进人了成都的一个独院住宅。除了一个送牛奶的妇女按时来送奶外，再就是帮助“改造”他们的管理人员。此外，再没有人可以进出这个院子，也不允许胡风和梅志随便走出这个大门。如果他们硬要出去的话，必须要得到允许，并有人“陪同”而往，除此而外，胡风还必须定期上交一份思想汇报。
远离了儿女，远离了过去的朋友，远离了一切，只有他俩朝夕相守。孤单中惟有彼此的感情作为依托，俩人对往事的回忆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的烦忧。
梅志向胡风谈起了许多往事，30多年前第一次在上海巴黎大戏院的约会。胡风也向梅志讲起了小时候帮助母亲剥豆子的情景。这些事是令人发笑而感到幸福甜蜜的。他们也谈这十多年分离的思念和对彼此的担忧，谈到他们终于熬到了相聚的喜悦和激动。对往事的回忆，那些说不尽谈不完的心灵的相知冲散了他们在被监禁生活中的郁闷。
不管现实境遇如何，梅志仍怀着巨大的希望。胡风虽被判了14年徒刑，但那是有盼头的，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再过4年，他刑满之后就会获得自由。那时，胡风还可以从事他喜欢的工作，也许自己还能有兴趣再写写童话故事。无论这14年对他们多么不公正，多么难熬，他们毕竟还是有时间，还可以继续维系他们作家的生命。
期待可以给人以勇气，盼望可以给人以希望。然而，眼前仍然得过着机械的重复的毫无兴趣的生活，还得按时写“思想汇报”。一切都必须按规定的模式去忍受，只要能活下去，等待中的盼望是能够变成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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