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懂事的士禄，每当吃肉或蛋等好吃的东西时，总要分给“姐姐”一些，“姑妈”给了铜板也要分一个给“姐姐”。“哥哥”永俊曾带回一件毛衣给士禄，但他小小的心灵里想着没有毛衣穿的“姐姐”，就把这件毛衣让给了“姐姐”。
1933年，敌人第四次“围剿”时，地下党再次遭到破坏。由于潮安县县委书记陈醒光的叛变，在阴历7月16日早晨，突然家被国民党兵包围了。敌人冲了进去，将士禄与“姑妈”、“姐姐”赶出门外。这时，士禄才看清陈醒光已穿着国民党军装，把他带到对面门口，问：“你哥哥到哪里去了？”士禄说：“过番去了（即到南洋去了）。”陈醒光说：“你老实告诉我，他的枪放在什么地方？”士禄说：“什么枪？我不知道有枪！”陈醒光又问：“你认识我吗？”士禄摇摇头：“不认识。”陈醒光冷笑一声说：“我可认识你，你是彭湃的儿子。”就这样，士禄与“姑妈”被敌人抓走了。到达潮安后，敌人将他们关进了监狱。因士禄年龄小，便和“姑妈”一起被关进女牢中。在女牢里，士禄见到了那位“山顶阿妈”。他没有想到，两位“妈妈”都是为了他来坐牢的。
女牢对面是一长排男牢房，中间有块小空地。男女牢相对可以打手势，传递消息。女牢里有个大姐，常坐在门口，跟男牢的人打手势，还常教士禄唱红军歌，讲红军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故事。还讲红旗、红色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烈火、人民群众赤诚的心、鲜红的热血、永不熄灭的火种等革命道理！男、女牢的狱友们很关心烈士遗孤，见士禄衣衫破烂，便自动募捐给士禄做了一身鲜红大格子衣服穿，使士禄幼小的心灵里就铭刻了红色。
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姑妈”和士禄进行了残酷的审讯：
“你叫什么名字？”
“陈士禄。”
“她是谁？”
“我姑妈。”敌人又指着士禄问姑妈：
“他是谁？”
“我的侄子陈士禄。”
“不对，他姓彭，是彭湃的儿子，你必须承认！”姑妈瞅着问话人的脸，从容地回答：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彭湃，更不晓得彭湃的儿子，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侄子陈士禄。”
敌人残酷地对“姑妈”施以各种酷刑，鞭打、灌辣椒水。但坚强的“姑妈”，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为了保护革命烈士的后代，忍受着各种酷刑却始终未承认士禄是彭湃的儿子。
有一天，突然敌人又来带士禄。“姑妈”见只押士禄一人走，也不知要去哪里？是凶是吉难以料定。她便抱着士禄痛哭起来，难友们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当国民党的大兵押着一个又矮又瘦被捆绑的孩子走向火车站时，沿路行人都感到奇怪，这么小的孩子能有什么罪？还五花大绑着，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就这样，士禄被押上火车，把他拉到了汕头。
到汕头后，士禄被关进警备司令部，这里面关着许多十七八岁的青年。那时已接近冬天，士禄身上生了疥疮，疼痒难忍。他把许多地方都抓破了，浑身流着黄水……不久他又被转到海边的石炮台监狱里。这里也关着几十个红军小孩，有男、有女，最小的还是士禄。由于他满身疥疮，天又冷，只得整天披着一条烂麻袋，睡在地上。
有一天，管狱人来叫士禄出去，给照了个全身像。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士禄还是一口咬定姓陈，叫陈士禄。这次拍的照片，在当时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中刊登出来，《广州民国日报》也转载了，旁边还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等文字。
在石炮台牢里，生活很苦，饭里夹砂子，菜里有虫子，又没有油。故饿死、病死很多人，人死了便被扔到海里去。
过了几个月，士禄又随石炮台里几百个难友被押上轮船，载到广州“感化院”。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离开了“姑妈”的照顾，怎么能经受住这种折磨，他终于病倒了。瘦弱的病体站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行。在这危难时刻，他结识了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军号兵哥哥。哥哥在他痛苦时给他讲了许多红军的故事，并告诉了他七叔彭述在大南山牺牲的情况。
在“感化院”住了一年后，1935年秋天，他们被拉到汕头集体释放了。亏他曾来过汕头，还有点印象，便寻路走回金砂乡被捕前的“姑妈”家。
回到家里，“姐姐”不见了，“姑妈”还未出狱，只有永俊哥的婶母在讨饭过日子。她见士禄回来，真是又欢喜，又发愁？用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可在这个地方，她是孩子惟一认识的亲人了。懂事的士禄，看到“婶母”如此困苦，立即将忍饥挨饿省下的两元遣散费交给她，就跟着“婶母”讨饭度日。这样过了些日子，“婶母”不忍心合让孩子长期过乞丐生活，便带他去投靠同乡姓蔡的“大姐夫”。
“大姐夫”是打石头的，生活也非常艰难。士禄就每天上山打柴草，山坡上沙粗石尖费鞋，他就光着脚板攀上爬下，磨炼得脚茧很厚。晚上他还帮助绣花设法维持生活。就这样，在“大姐夫”家住了不到一年。1936年夏天，乡公所突然来了几个兵，又把士禄抓走了，关进了潮安监狱的男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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