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岸英跑到馒头店递上6个铜板，伸出3个手指要3个馒头。他突然把手缩了回来，从6个铜板中取回两个，又把伸出的3个手指变成2个。他决心从今天起，自己不再吃早饭，攒下钱来请那个不开口的先生。
过了个把月，岸青发现了哥哥的秘密，难过地说：“你不吃早饭不行啊！‘大黄牙’每天让你干那么多活，你会饿病饿坏身体的。”
岸英挺了挺腰板安慰弟弟说：“好弟弟，你别嚷嚷！别让小弟岸龙知道，我不吃早饭就是为了……”。岸青听后也高兴地说：“好哥哥，那你也允许我和你一块存钱，这样就能把不开口的先生早点请来！”
岸英是个有恒心有决心的孩子，凡是想好认准的事，他一定要决心办到。他和岸青勒紧腰带，大约两三个月没吃早饭，总算积蓄了200多个铜板。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到书店终于把不开口的先生请了回来。
有了字典，哥儿仁像得到了活宝贝，岸英干完活就对照报纸查生字，尽心尽力教两个弟弟认字，学文化。
上海的冬天，经常是阴冷的。不知有多少次岸英兄弟夜里被冻得睡不着，他们就起来挤在灶门前取暖学文化。这个秘密被“大黄牙”发现了，十分生气，一把夺过字典扔进灶门里。岸英急了，一伸手从灶门里抢回字典，忍不住回身捏紧拳头说：“‘大黄牙’，你欺人太甚！”
“大黄牙”最忌讳别人喊她外号，何况是从那个任她使唤的“小赤佬”嘴里出来的，真是火冒三丈，抓起地上的烧火棍没头没脸的朝岸英打去。岸青、岸龙也急了，一齐扑了上来，七手八脚夺下了“大黄牙”手里的武器。“大黄牙”一看三个孩子拼命了，也不得不叫骂着退了出去。这第一次公开反抗的结果：三兄弟被赶出了门。
到哪里去呢？堂堂的大上海，竟没有三个孩子的容身之地。他们奔波了一天，才找到一个破庙暂避风寒。他们找不到活干，就捡破烂、卖报纸、擦皮鞋、卖油条、推板车，用这些微薄的收人无法换来足够的食物充饥，兄弟仁饥一顿饱一顿，苦熬着辛酸的岁月。
不幸的是，偏偏岸龙又生病了。那天早晨，刺骨的北风吹走了岸英盖在身上的报纸和稻草，他醒来后听到岸龙在喘粗气，忙过去用手一摸，岸龙的额头像火炉一样烫手。他慌了手脚，怎么办呢？岸青着急地哭了起来。他背起岸龙去看病，手头的铜板花光了，医生虽然开了药方，但没钱买药。他把岸龙又背了回来，在他身边放了一个馒头、一碗水，嘱咐弟弟好好躺着，他们去设法买药。
岸英和岸青真急了眼，这天他们又卖报纸、又拾破烂、又帮助推黄包车，不敢吃饭、不敢休息，哥俩拼了一天命，总算挣够了41个铜板，给岸龙买了一瓶西药忙赶回破庙去。
还没有进庙门，岸青就喊起来：“岸龙，岸龙！看啊，哥哥给你买药回来了！”破庙里没有一点动静，岸英心里一紧，加快脚步跨进了庙门，只见岸龙躺的地方空荡荡的，那个馒头还在旁边放着。岸英见状也慌得六神无主了，岸青已哭出声来。兄弟俩找啊找！他们凡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不见岸龙的踪影！
岸龙的丢失，使岸英再次饱尝了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他瞅着身边留下的惟一亲人岸青暗下决心：“爸爸啊！我辜负了妈妈的希望，没有尽到长兄的责任，没有照顾好小弟，我对不起你们啊！今后，我一定下决心照顾好岸青！”
岸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全力照顾岸青的生活，而且十分关心他学习文化。在那样的社会里，虽然岸英竭尽全力处处关心、照顾岸青，但他还是不能确保弟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成长。
有一次，岸英去码头帮人送货，岸青去报站交款，由于接了假票子交不上款，挨了老板的打。他一边走，一边哭，一边骂：“他们打我们，我们长大了也要打他们！”
岸青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段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不料恰被特务发现，岸青遭到一顿毒打，头破血流，昏倒在地。特务又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猛击，岸青大脑严重受伤，两耳被打聋，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
岸英带着有病的岸青，在无处栖身、无食果腹的情况下，还要设法给岸青看病，生活实在艰难啊！那种流浪生活，他们一直煎熬了5年。解放后，有一次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岸英感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没偷、没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了。”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顺沛流离中的岸英兄弟，决定送他们去苏联学习。这一年，岸英14岁，苦难的磨炼，使他已经像一个青年那样的成熟。上海地下党通过白区的统战关系，利用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带他们出了国。
1937年初，岸英、岸青经法国到达苏联，来到莫斯科。兄弟俩各取了一个苏联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他们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沏沃学习俄语。不久，贺子珍来到苏联，又过了两年，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也被送到苏联。毛泽东的4位亲人，第一次欢聚在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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