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使孩子们深受鼓舞。当他们中学毕业面临新的选择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将来如何更好地为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海外赤子纷纷归来。在祖国这块洒满先辈鲜血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添砖加瓦，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成长的这批中国孩子，长期受革命思想的浇灌，在生活道路上受到各种磨炼，造成了他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生观和不怕困难、不屈服压力、一往无前的勇气。
他们回国以后，尽管在生活或工作中历尽坎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动权威”、“黑帮子女”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考验，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真理必胜没有失去信心。
第42章 圣地幼苗历尽寒暑迎甘露
1936年夏，红军东征回师后，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1936年冬，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调动260个团云集陕甘宁地区，准备发动对红军的大围攻。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发生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指挥我军和全国人民，准备与日寇浴血奋战。许多抗日志士奔赴前线，将幼小的子女留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解除奔赴前线将士们的后顾之忧，拯救和培养民族的未来主人，我党决定创办收留抗日志士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学校。
延安鲁师干小班
1937年2月1日，是伟大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诞辰60周年纪念日，他在这一天向党中央发出倡议，在刚刚建立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开办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第一个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公育儿童干部子弟小学班。这样的倡议，只有像徐特立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才能提出和兴办。因为那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鲁师本身就够艰难了，再附设这样一个小学班，困难更多、更大，房子、教师、口粮都是问题，再加上小孩子还要有专人照料，这是一般人所不敢想像的。但徐老很坚决，他想得远、看得准、提得及时，很快就被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了。经过一个来月的筹备，学生由中央组织部推荐。由于条件限制，当时只能开设一个班，很多学龄儿童入不了学，只好照顾年龄大的烈士遗孤和有特殊困难的干部子女。
入这个班的学生，一律实行供给制，生活和学习的一切费用、一切设施，都由公家供给，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在革命圣地延安滋生的第一批“红色贵族”。
第一批批准人学的孩子17个，其中有革命先烈谢子长的遗孤谢绍明。3月21日，“鲁师干小班”正式开学，它是我党创建的供给制、寄宿制，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儿童公育学校的开端。
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中央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8年1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周扬任边区教育厅第一任厅长。当时，他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鲁迅师范学校搬到关中马兰地区，只带走了师范班。干部子弟小学班迁到延安城内，在南关孤魂沟建立校舍，学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50余人。校务主任由吴燕生同志担任。
“延安干小”
1月15日，边区政府在孤魂沟成立了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延安干小”。张国焘兼任校长，褚友仁任党支部书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崔田夫的儿子崔军、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等都先后进人了这所学校。
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多，大多数学生是随中央红军长征从南方来的。陕北的红军子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延安鲁迅小学
4月，“鲁小班”与“干小”合并。吴燕生仍任校务主任。学生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由于校舍紧张，师资、设备都有困难，边区教育厅决定将延安“干小”与延安“完小”合并，由教育厅直接领导，改名为鲁迅小学，简称“鲁小”，李飘萍被任命为校长，有学生100多人。同时制定了《边区小学法》。小学法中明确规定：“依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法，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
“鲁小”根据国防教育方针的要求，规定了学生的人学条件：父母在土地革命或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遗孤；父母在抗日前线或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红军在长征中收容的红小鬼。当时在校的学生有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毛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张浩的两个儿子林汉南、林汉雄，方志敏的两个儿子方荣柏、方荣竹，高岗的儿子高老虎，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崔田夫的儿子崔军，贺晋年的儿子贺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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