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耳闻目睹的事实，使延年、乔年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这使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十分恼火，悔不该当初资助陈独秀两个儿子赴法勤工俭学，并骂道：“这两个小狗息子，比他们的老子还厉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任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教育厅厅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俩因公务不能脱身，没有参加大会。大会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 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熹管组织，李达管宣传。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延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当选为少共中央执委、宣传部长，主编机关刊物《少年》 。同年8月，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人了法国共产党。乔年先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也加人法国共产党。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改选了党的中央机关，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以及《向导》 周报的许多文章，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深得在法国的延年、乔年的拥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和父亲一步步靠近了。父亲是党的总书记，党的正确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威信，也提高了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立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共中央，引起总书记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他的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老子宣传马克思主义，两个儿子信奉无政府主义。没想到，他们在法国短短两年勤工俭学，思想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想到此，陈独秀内心不由得感到几分欣慰，这真是“殊途同归”呀！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千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从苏联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
延年身着粗布中国衫裤，足穿方头布鞋，头发剃得光光的，没有一点留学生的洋气，更少人知道他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他讲话不急不慢，简洁精练，很少空道理。他的平易近人，真是习与成性。因此，很多青年人非常喜欢接近他。人们赞颂他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有人说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同年10月，赵世炎、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赵世炎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陈乔年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共同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斗争。当时秘密办公地点在“沙滩大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校址）。
1923年7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同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政策时，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同志们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了，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不过是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陈独秀倡导的“二次革命论”。
延年、乔年回国后，他们都不赞成父亲的主张，认为这根本就没有打算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进一步创造条件，使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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