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德评论员曾在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对黄健的教练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感到惊奇的是：“20世纪50 年代，黄健教练培养出了‘剪越式’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郑凤荣。6O年代，黄教练培养了‘俯卧式’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倪志钦。七八十年代，还是这个中国教练培养出两名现代的‘背越式’中国跳高纪录创造者和不止一次荣获亚洲冠军的郑达真和杨文琴……我还未碰到过像黄教练这样善于用不同的‘越式’培养出许多名运动员的教练。”
那么，黄健是位“天才”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不是！”是“幸运儿”吗？回答也是肯定的：“非也！”就在他创造事业上辉煌的同时，也比一般人经受过更多的磨难。他2岁就离开了祖国，24岁才回来。他刚回国时，与人们交往都感到困难，特别是他养成的“俄罗斯”的直率性格和东方斯文的礼仪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有些他并不在意的行为和看法，却得罪了不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他可以说是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国情，却冒冒失失地干了许多傻事。他参加工作后，每天都有些政治活动，不是学习就是听报告，或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还要经常不断地清除和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黄健年轻气盛，就写了一份报告，声明自己为了工作不想参加这些政治学习、听政治报告等，原因是自己成长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苏联的大学里已经学了几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联共党史》，而且成绩都是5分。这些“妄自尊大”的过激言辞，在政治运动中怎能逃脱挨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逃不了厄运，被戴上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国际间谍”等大帽子。进行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既找不到“犯罪证据”，也斗不垮他的死硬态度，只好把他送到山西一个最穷的地方，让他去经受皮肉之苦。艰苦的生活条件，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在苏联他都经历过了，这不过是再复习一下而已。但各式各样的精神折磨，带有侮辱性的群众斗争会，常常使他忍受不了。还有那不许与人交往，每天除了写检查之外只能学毛选，吃饭只能席地而坐，以示他比革命群众低一头。尽管这种精神折磨极端残酷，尽管黄健要忍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但他自始至终从不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牢记着贺龙元帅对他说过的话：“黄健，你是党的儿子，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当他无数次地默念着这句话坚持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说这句话的人，已被人害死了。
黄健就是在经受这些磨难后又走上教练岗位的，而且又训练出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他为人民出了力，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不仅被任命为我国田径队的总教练，还被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和教练委员会主席。他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两次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亚洲田径联合会亚洲优秀教练员奖章和证书，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第24章 走出多灾多难岁月的——郭志成
郭志成1925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因此，父亲为他取名“多难”，以激励他为摆脱民族的灾难而努力奋斗！
父亲牺牲后，母亲仍然坚持在上海、武汉、湖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且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说：“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弃个人的生命，而换取多数人的生存，这是革命者的神圣天职。”为了隐蔽身份，母亲改名为“李英”，把儿子的名字由郭多难改为“郑志忠”，1935年以后又改叫“袁志忠”，最后才叫“郭志成”，表达了要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成功的殷切期望。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国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的家》，要求每个学生当堂完成。在这一节课上，一向聪敏、认真的郭志成感到难以下笔。他既不能如实地写出父亲，更不能将母亲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情况写出来，他又不会瞎编，只好交了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白卷。
郭亮同志牺牲之后，党中央非常关心烈士遗孤的安全和成长。1931年秋天，郭志成6岁的时候，党中央就准备送他去苏联学习，当时去苏联的惟一通道是东北，而这一年发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怕路上出危险，所以此行未成。1932年初，中央再一次安排他去苏联。这回连行李都已收拾停当，可是，就在准备乘船动身的前一两日，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不得已，此事又只好作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打开了由新疆去往苏联的通道，苏联方面支援中国抗战的人员和军用物资都是通过这条路来运送的，常有军车和飞机往来。当时，在武汉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查找到一批领导同志和烈士的子女，或者送他们到延安，或者直接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那儿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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