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算什么官？”远新辩解说。
“‘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得上最小的官了。”主席说，“我是说要你下到作战连队去当战士，不要呆在北京大城市里。”
远新再次来到空军司令部，当吴法宪司令员、余立金政委听到毛主席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时，都激动不已。最后决定，分配到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三营一连二排当战士。
去部队报到之前，远新先去南昌看望了母亲和继父。方志纯特意安排他去井冈山、瑞金等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然后送他到武汉去向毛主席告别。
在武汉，主席对远新说：“你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先跟我一起去趟长沙吧。”到长沙后，主席留在专列上，派人送他去了韶山。在韶山，远新在爷爷奶奶坟上献了一束花，鞠了三个躬，参观了故居和毛家祠堂。当晚，又匆匆忙忙要赶回长沙。不料当晚风雨交加，因风大浪急，湘江轮渡停摆，不得不又折回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绕道湘潭回到长沙专列上。
“看来祖宗有灵啊！非要你在韶山住上一夜不可。”主席开玩笑说。这次在专列上，毛主席与远新进行了长谈。
1975年9月，毛远新被急调进京，调到生病的大伯跟前，做毛主席的联络员。是谁的主意把他调来的，又是谁推荐他任这个职务的，他自然不得而知。但是这时候调他进京，江青是欣喜若狂的。因为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少一个耳目。她早就设想过，能在毛泽东身边按排这样一个人：既能在关键时刻影响毛主席的决策，又能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给她，可就是苦于没有理想的人。毛远新的突然进京，实在是天赐良机。
毛远新进人角色后实在忙碌，一会儿要向大伯汇报、请示，一会儿又要去列席政治局会议，传达大伯的有关指示；有时“小妈”也找她了解情况，分析形势……
毛远新从小时候的经历和所受教育，是真心实意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他经常鞭策自己的是大伯给他讲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的第一条就是学习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当然是要学马列主义。按大伯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搞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就是搞革命。大伯曾说：“我一生中做过两件大事，一是领导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主席极为关注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用生命和热血换得的人民政权。
毛远新认为：1975年3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之后，把主要精力全放在经济工作的整顿上，这显然是以生产压革命。尤其是7、8、9三个月进行全面整顿以来，他打着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的旗子，实际上是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大伯现在病情日益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系，只能靠自己来保持，深感责任的重大。
毛远新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局限，使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经过慎而又慎的考虑之后，还是做出了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抉择。这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也不是人们猜想的和江青搞到一起了。当时，处在他的位置上，即使不是毛远新，凡是有他这种经历、受过他同样教育的人，都会和他一样去做的。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江青一伙加速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毛远新的工作就更困难了。“清明”节过后，江青刚离开毛泽东，毛远新就匆匆来了。毛主席让工作人员将远新4月4日的报告退给他。远新看到大伯阅后画了圈，心里顿觉踏实了不少。大伯同意了4月4日的报告，那么4月5日的汇报看来大伯也不会反对的。
他在4月5日的汇报中，说出了一些肯定性的意见：“从4月2日开始，就有恶意带煽动性的讲演。有些诗词、悼词、小字报，矛头是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文革’以来，还没有过这样强大的逆流。……”
毛泽东此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不好，他再也不可能到现场去搞调查研究了。刚才江青在他耳边讲了很多话，他已经真假难辨，现在只能靠侄子的汇报来作出判断了。
毛泽东静静地躺着，凝神听着远新的汇报：“这些天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的已有2000多个，每天都有数万人，4月3日这一天就有20万人次。4月4日夜里，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说，周围还有人保护。演说人讲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的胜利。还攻击中央领导人中有人反对周总理……”
毛远新从大伯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了主席三条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变成反革命性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到会，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这就是上面讲的毛主席圈阅的那份报告。
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9点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棒跑步进人广场，驱逐、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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