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生活在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到东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日本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傲气冲天，一些日本车夫、中小学生都嘲骂中国人“支那马鹿”（发音为“西那叭嘎”) ，使彭湃受到极大刺激。他组织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曾被逮捕。后来他接触了马列主义，才找到了解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钥匙。他认定，只有进行民族和民主这两重革命，才能解放中国的社会，而中国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又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彭湃被罢免教育局长后，便到乡下去向农民宣传革命。开始，他着一身讲究的衣服，乡下人以为他是来收租讨账的，见后急忙鞠躬哈腰，诺诺连声而退。随后，他换上农家粗布衣服，戴着斗笠，赤着脚板。没想到出门后人们反而吓得四下逃避，还纷纷说：“彭家四少爷发疯了！”
彭湃对民间文学有着深厚的修养。他结合革命的需要，创作出一些红色民歌，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接触农民、教育农民。他先从接触农家孩子入手，创作红色歌谣，亲自教农民的孩子们歌唱，如：
冬呀冬，
田仔骂田公（佃农骂地主），
田公着厝（在家）食白米，
田仔耕田耕到死！
……
你有做，
反无食；
不是命不好，
是你不去想清楚。
这些童谣，写出了世代以来农民的痛苦和深刻的阶级矛盾，并给他们指出了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才是出路。虽然是童谣，但很快流传开来，大人们也从中得到同样深刻的革命教育。
彭湃原来说的是福佬话（近似闽南话），不大懂得客家话。但为了很好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更便于团结和组织农民，便学说客家话和唱客家山歌。一次，他到山区的农村去，路上遇到一群挑木炭的客家妇女。有个姑娘唱起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
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
十七十八阿郎返，
玉石手镯金耳环。
彭湃听了说：“要打扮阿郎过番，是不是想叫他脱离革命？还想得到玉镯和金耳环，是不是想做资本家？”那群妇女都笑了。彭湃便笑着教那姑娘改唱了一首革命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
欢送阿郎去打战；
打了胜仗阿郎返，
倇（我）爱枪炮和炸弹。
就这么一首民歌，在当时就大大鼓舞和教育了青年妇女，使她们认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前数年，当地土豪、劣绅、恶霸常制造黑旗乡和红旗乡农民之间的械斗，从中取利。彭湃便向农民指出械斗对农民的害处，并告诉他们，贫苦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和阶级敌人斗争，才是根本的办法。一次，黑旗乡的约正（乡长）因祖坟给红旗乡人碰破坟头，又鼓动农民和对方大动干戈。彭湃领头说服乡民不参加，终于没打起来。约正闻知底细，大怒，便到警局带警察来抓彭湃；回来时，正见彭湃在教农民歌子：
约正无道理，
叫俺去送死；
俺去至大命（送老命），
伊（他）倒扒毫子（银子）。
大家合起来，
先将约正拍死死！
约正听了歌子，气得要命。黑旗乡农民听了这个歌，不再听约正的话了。
过去，海丰有个坏风俗：不管哪家死了人，亲友、邻居和村人都要到这一家来大吃大喝一顿。如果丧家草草埋葬，就要被人骂为不孝子孙。贫农备办不起，竟有人代丧家到地主家用高利借债来请客。事后，丧家受到高利剥削，就越来越苦。贫苦农民对这种“活人吃死人”的陋习，恨之入骨。彭湃针对此种情况创作了歌谣：
无道理，无道理，
死了一个人，
吃饱通乡里。
太不该，太不该，
地主来讨债，
孝子哭哀哀！
真可恼，真可恼，
生做个穷人，
死不当只狗。
莫烦恼，莫烦恼，
大家合起来，
打倒地主佬！
打倒地主分田地，
千家兴，
万家好。
彭湃用歌谣揭穿地主阶级的阴谋，教育农民认识到要过好生活，只有打垮地主阶级才有可能。
大革命失败后，彭湃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中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任东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领导组织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同年12月广州起义时，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
1928年春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师和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扩大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后因国民党重兵围剿，斗争失利。7月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递增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同杨殷等五位同志在上海新阐路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突然被闯进来的警特逮捕。告密者是曾在海陆丰作战又借故逃离的原红四师的团长白鑫，这个黄埔生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加之贪图富贵，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后就向过去的校长蒋介石写密信，报告了军委碰头会的时间地点。正巧周恩来当天因事未到，才免于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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