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瞒天过海的东野大军，在南下中虽然“偃旗息鼓”，但国民党方面也还是有所察觉。飞机侦察和各地情报部门，都向东北“剿总”报告了共军动向，却遭“剿总”侦听机构的一顿奚落：共军电台都在原地未动，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科学？国民党东北“剿总”的通信处与情报处为此发生激烈争执。
大难临头，可不管是沈阳“剿总”还是锦州指挥所，都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麻木和混乱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不知大战行将爆发，还把夫人接来锦州欢聚。当东北“剿总”探知共军在郑家屯、彰武、西阜新等铁路线上有活动时，即令“长春站”查明情况。“长春站”回答时以“二五七组”电台的情报相告：东北部分共军运动意向已探明，系奉命进关配合华北共军进攻承德、赤峰。
在电波的往来周旋和敌方的分析辨别中，东野主力正争分夺秒地通过千里运输线向南挺进。当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发现苗头不对，频向卫立煌告急时，东野几路主力均按时箭一般逼近锦州。紧接着，在黑土地上咣当了几夜的火车闷罐，载着后续大军源源开到。
9月12日，震惊中外的战略大决战的枪声，划破了北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天空的沉寂。接到锦州急电，蒋介石和卫立煌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前线电报雪片似的飘来，看到部队作战如此神速，锦州至唐山段各据点全被分割包围，敌人东北与华北的陆上交通完全被切断，设在黑龙江双城的东野最高指挥所洋溢着喜气。9月25日，刘亚楼得知敌人每日用七八十架飞机从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乃电令八纵以一个师迅速用炮火封锁、监视锦州机场。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司令部在美美地等待着预想中的捷报。然而，第二天，机要员送来的却是请示电：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未用，敌机起降均在西郊机场，请示应控制哪个机场。
刘亚楼气得差点没晕过去：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他狠狠地骂道：这两个饭桶，难道不知道吃饭是用鼻子还是嘴吃吗？没用的机场要你们封锁干吗？
林彪也大发脾气：耽误了两天时间，贻误战机，应通报批评！
刘亚楼紧急电令九纵和炮纵一部火速赶到锦州西面的小岭机场。此时，敌人的大肚子运输机已经空运了几乎两个师，正紧张地搬卸武器装备。抵近机场周围的东野部队忙组织十门火炮猛轰，5架飞机顿时中弹起火。机场里像炸了窝的马蜂，到处是尖叫乱窜的士兵和汽车。还没降落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悻悻而返。若再耽误两天，待敌四十九军全部空运完毕，那整个攻锦计划或许就得改变了。
决心不能动摇
1948年9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完全控制了机场：“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同时对八纵贻误战机，使敌人得以空运两个师提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在这天的复电中，毛泽东认为“林罗刘”攻打锦州的决心及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9月30日这天，林彪、刘亚楼、谭政及野司、野政组成的东野“前指”，乘车开往前线。10月2日还在南下途中，东总接到一份紧急情报：敌抽调华北“剿总”部队，还有烟台的三十九军增援葫芦岛。
林彪早就顾虑：改打锦州时有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两面夹击的危险。得知其中4个师之敌已经海运到达葫芦岛，攻锦决心便发生了动摇。就在这天晚上，林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出4个“A”字的特急电报。
这天夜里，刘亚楼反复思考，辗转难眠，深感事关重大。阵前犹豫乃兵家之大忌，战国杰出军事家吴起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从闽赣打到陕北，从国外打到东北，20年琢磨下来，刘亚楼已深谙此中之道。作为参谋长，他对司令员林彪的工作，一向是支持的。但这次打锦州，是牵动全局的重大战役行动，作战计划也已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现在敌情变化并不大，不足以影响攻打锦州，不应再动摇决心。于是刘亚楼先找罗荣桓谈了自己的想法。
罗荣桓听了刘亚楼的想法，感到刘亚楼的想法正与自己的意见一致，立即拉着刘亚楼前去林彪住处，向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见。
林彪踱着步，转身问刘亚楼：你的意见呢？
刘亚楼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敌情变化并不大，仅仅是因为敌人增援了4个师，不足以影响我军战略决策的改变。打下长春是不难的，但打下长春，锦州还是得打，那时，敌人无须东顾长春，拥到辽西的兵力会更多，我反处于被动，还是打锦州好！
关键时刻，参谋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林彪又想了一会儿，喊来秘书谭云鹤，让他向机要处追回电报。谭云鹤面露难色，说电报已经发走了。
罗荣桓果断提出：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表个态，收回前面的“请示电”，仍然要打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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