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野总攻天津时，傅作义和陈长捷的通话就没有中断过。傅作义关注天津，有两层用意：一是看天津部队能不能突围出去，二是看天津到底能支撑多久，好在谈判中和中共谈价码。
天津被神速攻克，给傅作义致命一击，粉碎了他的最后一点侥幸之心。
天津攻克翌日，也就是1月16日，毛泽东电令“林罗刘”：如傅作义拒不和谈而致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同日，林彪、罗荣桓具名给傅作义发函，声明傅作义到21日下午2时如拒绝起义，解放军将全面实行攻城。傅作义别无选择，只能如期交出军队。国之大幸，汇聚了千百年伟大历史文物精华的古城北平不染战火，和平归来。“不战而屈人之兵”，随后，傅作义在绥远的部队（董其武部）也宣布起义。
天津战役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大为嘉勉，称：“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平津战役结束不久，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和产生了另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1965年，参加天津战役的二纵司令员刘震忆述当年战事：
“天津战役，亚楼同志具体指挥。他表现了超群的英勇果断、多谋善断和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战役之前，他除去运用各种侦察手段，广泛收集敌方情况外，还亲临第一线各个主攻方向进行现场观察。在充分掌握各种情况的基础上，依据林、罗首长的意图，经过周密的思考，提出了"东西对打，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把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出色地运用到天津战役中来。当时，我们也提出过不少作战意见，对比之下，都没有他考虑得全面、缜密、深邃。在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亚楼同志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真知灼见，对敌我情况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因此，他能一方面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实施灵活的指挥，另一方面，坚决果断地贯彻正确的决心和部署，丝毫不受各种不正确意见的干扰。从而，缩短了战斗时间，迅速地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亚楼同志的指挥和各种处置非常正确，我们参加了天津战役的同志，都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20世纪50年代，总政组织编撰《星火燎原》丛书时，指名刘亚楼写回忆天津战役的文章。1964年3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将军来华访问，提出想了解和学习平津战役，毛泽东亲自指定刘亚楼负责介绍。
历史意义的入城式
1949年2月1日，刚过完旧历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乘车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
选择这个时间进城，是有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解放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年关将近，为了让200万老百姓过好年，平津战役总前委决定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为了扩大解放军的影响，总前委决定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
刘亚楼受命担任入城式总指挥。
2月3日上午10点整，4颗红色信号弹飞上一碧如洗的蓝天。作为入城式先导的3辆装甲车插着指挥旗，之后是4辆载着毛泽东和朱德巨幅画像的大卡车。前门大街到永定门大街人声鼎沸，各式各样纸糊的小旗帜充满视野，给早春二月的北平增添了无限暖意。打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横标的学生队伍有组织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庞大的军乐队则不停地演奏着那支北平人民还很陌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支歌后来被定为解放军军歌。
先导部队过后，装甲车队、炮车队、骑兵、步兵铁流般涌来。这支威武之师、胜利之师，人人身着新棉衣，头戴大皮帽，手握蓝光锃亮的武器，步伐整齐划一，幻化成那滚滚的春潮，激荡着古城焕发青春。
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华人与狗”过去是被拒之门外的。刘亚楼在研究入城问题时，专门安排坦克队绕行东交民巷。当卷着淡青色烟雾的崭新美式坦克威严地从这里开过时，所有外国使馆的大门都紧紧关闭。也许，厚厚的布帘后面有几双仇视的眼睛，那就请便吧！
一家外国通讯社由北平发出的消息称：“中国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士气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2月4日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以《二百万人民狂欢中解放雄师昨举行入城式》为题，对入城式作了详尽报道。
整个入城式整整进行了8小时。当刘亚楼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北平市长叶剑英等登上前门箭楼时，这些南征北战的将军们，全都挂着胜利的微笑。因为这是他们向往的神圣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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