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纳粹德国是法西斯国家的核心成员，那么，在1941年6月22日德苏两国撕破脸皮之前，苏联与它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是携手并肩。1940年4、5月间，对纳粹德国在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成功入侵，莫洛托夫都没有忘祝贺。6月17日，法国总理贝当宣布“停止战斗”，法国当局认输。次日，莫洛托夫召见德国大使舒伦堡，向他“表示苏联政府最热烈地祝贺德国武装部队取得辉煌成就”。当大半个欧洲都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斯大林在7月1日会见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时却说：“看不出存在着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的危险。”
等到苏联自己也遭到德国进袭，“非正义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之类的说法骤变。斯大林在7月3日的广播演说里又开始跟“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讲“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讲“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即便在苏联遭受希特勒的雷霆一击之后，似乎清晰的阵营，依然有些模糊。1941年4月13日，也就是中日打得天昏地暗之际，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有效期为五年”的《苏日中立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这意味着，轴心国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日本无论侵略谁，苏联将“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和日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只作壁上观。直到1945年4月5日苏联在二战即将落幕之际才向日本声明废除此条约。更有甚者，苏联在和日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把中国的利益给卖了：“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当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开莫斯科时，从来不送客人的斯大林，破例亲往火车站送行。可苏联仍然信誓旦旦地对中国说，不牺牲友邦利益。
在反败为胜的进程中，斯大林也没有忘记攫取和扩张。1944年12月14日晚，斯大林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谈话时，拿出一幅地图，开出了参加对日作战的四个政治条件——“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南部应归还俄国”；斯大林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一个圈说，“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即“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条铁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1945年2月8日下午在雅尔塔的会晤中，斯大林跟罗斯福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价码。斯大林对罗斯福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对德作战是由于德国威胁到苏联本身的生存，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要同一个同它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面对德国进攻的危险，法国政府要求波兰同意苏军过境，可是在1939年8月18日的答复中，波兰外长贝克却说，波兰政府在任何场合下都决不允许苏军通过自己的领土。因为在波兰政府看来，国土暂时被德国占领并不是永久的沦陷，以后还会有机会光复，可要是苏军过境，那就可能是万劫不复了。
用这种眼光看待苏联的，并非只有波兰。保加利亚在1940年拒绝了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等建议，国王鲍里斯说：“我不会让羊舍之门为狼而开。”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甚至说得更绝：“宁可在我的国家看到作为敌人的德国人，也不愿看到作为朋友的俄国人。”
联邦德国的奇迹
逝者已矣。
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1945年，第三帝国又烟消云散。从此，联邦德国的人民不再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从此，也没有多少西德人卧薪尝胆再做军事强国之梦。
在昔日滋生过专制、极权政体的土地上，一个汲取了魏玛共和国教训的联邦共和国，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虽不再军威煊赫，但也不再有党卫军、集中营。繁荣富足的联邦德国，对内，对外，都不再是一种威胁。
“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纳粹败亡之际，德国一片狼藉。在给夫人的信中，艾森豪威尔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这个国家已成为一片瓦砾……满目凄凉。”在柏林，四分之三的住宅化为废墟。英国工党政府提交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甚至估计，即使每天清掉1000吨瓦砾，30年才能清理干净。
断垣残壁间，饥饿的幽灵在游荡。食品只能定量供应。寒冷也威胁着德国人的生存。1946年末到1947年初的那个寒冬，百姓的取暖用煤极度匮乏，以至于生存的需要压倒了“不可偷盗”的训诫。西德一位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正式宣布，在任何有煤的地方偷煤不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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