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隈部的回忆，塞思塔可夫“原本是苏联军方的精英军官，却因为遭俘虏而一夕之间命运巨变，此后对于人生与其说不敢奢望太多，倒不如说完全不抱任何期望”。根据谦二的说法，警备队内部都称塞思塔可夫中尉“马有尔”[3]，似乎他原本官拜少校。而塞思塔可夫的太太，也一起在俘虏营中工作。
隈部认为塞思塔可夫“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想不到苏联里面竟然还有这等人物”。谦二也回想说：“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中尉，总是面带微笑，是个好人。我们这些俘虏与他错身而过时，如果对他行礼，他也会微笑着稍微举手回礼。”其他俘虏也会用简单的俄语称呼塞思塔可夫是“好中尉先生”。
除此之外，谦二还记得如做会计工作的中尉、高瘦的军医中尉以及他的军医少校夫人，还有一位俘虏们谑称“螳螂”的高瘦细脸士官等人。
分配到西伯利亚战俘营对苏联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因为每天得与他们碰面，即便不交谈，大家也能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像管理俘虏作业的少尉，为了出人头地，往往会催促俘虏们进行作业。
谦二待的战俘营中，俘虏没有义务向苏联军方敬礼。塞思塔可夫因为会对俘虏们回礼，所以俘虏们与他错身时也会向他行礼，虽然这并非义务。听说也会有体罚或殴打俘虏的人。
谦二本身也回想说“苏联军比日本军来得好”，他如此描述：
苏联军人在不执行任务的私下场合时，军官与士兵都能和乐谈话。五一劳动节等休假日，还会带着家人到战俘营来，大家一起跳舞。劳动节时军医夫妇很亲热地手牵手走在一起，因为太太的军阶更高，大家都说“他家里一定是老婆当家喔”。长官不会暴力相向，如果理由充分，士兵也可以对长官进行抗辩。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左右，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大约有十个人被派到一家小型毛皮工厂，旁边就是羊皮的鞣皮作业场。在那里工作的一位毛皮工匠俄罗斯老爷爷，从帽子上敲了一下我的头。自己工作时被那位老爷爷捉弄了，当时他还哼着歌。虽然我也有不对，不过因为听过如果在作业当场受到暴力相向可以申告，我就呈报上去，进行抗辩。隈部上尉、翻译的山本先生、所长亚夫马德林，加上我再度前往作业场，老爷爷虽然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最终仍向我道了歉。之后看到隈部上尉很生气地对亚夫马德林所长说：“都是因为那个俘虏的态度不好。”不过即便如此，日军俘虏能这么做，还是令人难以想象。
在拘留期间遭苏联人殴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就只有这么一件。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选卷心菜。冬天结冻保存的菜当中，有些解冻后坏掉无法食用，我们的任务便是把坏掉的菜挑出。当时，在作业之中，我差点被揍。那会儿，俘虏们会趁监视者不备，偷走挑出来的菜。有一回，我不幸被监视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势要打人，我立马跪下，双手合十道歉求饶，还好逃过一劫。
准许俘虏抗辩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回忆录中还出现过在战俘营受到虐待的俘虏，向来自中央的监视官告状后，该负责官员遭到调职的例子。[4]从这点来看，谦二觉得“比日本军来得好”的感想，似乎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已。
不过，苏联还存在着秘密警察。从俄国革命后的国家保安局（GPU），一直到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四年改称国家保安委员会（KGB），有不少名称与组织结构上的变迁。谦二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的秘密警察与强制集中营一样，都受内务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管辖（一九四七年起独立成为国家保安部）。
苏联军中存在着所谓“政治军官”（political commissar）的隐藏势力。革命后的苏联为了强化军力，仍旧采用旧帝俄时期的军官，但因为对他们的忠诚有所质疑，所以又配置了国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政治军官”的起源。特别在斯大林体制下整肃红军之后，“政治军官”拥有凌驾一般军官的权威，甚至会介入作战指挥，屡屡造成指挥现场的混乱。
在谦二等人的战俘营，“政治军官”也屡屡出现。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末到来的“政治军官”，他因长相被俘虏们戏称为“进藤勇”[5]，大家都怕这号人物。他们与战俘营的警备部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在隈部上尉的回忆录中，描写到亚夫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时总是带着好意，对这些“政治军官”却写着“国家保安局的军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维的人物”、“满脑子都是阴险的手段”等文字。
但理所当然的，俘虏们不太可能有机会去详细了解苏联方面的内部组织结构。在当时的战俘营，除了负责管理的内务部国内警备队之外，还派有国家保安部军官、内务部俘虏管理局政治部军官等驻扎。“进藤勇”究竟确切属于哪一单位，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以下的描述便是基于俘虏们这种有所局限的观点而构成的。
二、《日本新闻》与壁报新闻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年的后半年发起民主运动。不过战俘们在此之前并非完全没有自发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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