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二搬出都营住宅的一九六九年，根据总理府的调查，回答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中”等级的人，超过了九成。原本这个调查在询问自认的社会阶级时，只设定“上”“中上”“中中”“中下”“下”等选项，所以很容易产生广义“中”产阶级膨胀的调查结果。以同样的问题进行国际性比较调查，在美国与印度同样会得出广义的“中产阶级”超过九成的结果。[3]连谦二也说：“如果当时被这么问及，大概也是回答‘中’吧。”
不过，在这种社会的制度化过程中，也有带来社会安定的“功劳”部分。其中对谦二而言起了相当作用的，就是立川体育也引入了厚生年金制度。
厚生年金，就是公司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费。因为会对经营造成负担，大多数个人自营企业往往只愿意采用国民年金。我们最初的两年也是这么处理，但等经营稳定之后，便转换成厚生年金。当时并没有太深入的考量，只是觉得这样做与给公司名称加上股份公司一样，对公司而言具有镀层金箔、往脸上贴金的加分效果。
当时的我，仍延续战争之前的想法，也就是把工作时存下的钱，当作退休后的养老金。因此，并没有靠领年金来过生活的认识。不过，因为当时那样的判断，才让我现在有厚生年金可领。但只领国民年金的人，即便领到满额一个月也只有大约六万日元。有一位经营个人商店的同行，过年我们会彼此寄贺年卡，他在卡片上就写到退休生活非常严峻。
这种感受等到可以领年金时就能够体会了，不过早在立川商店时，公司就加入了厚生年金。可能当时社长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还是有考量到员工的福利吧。自己的年金从富士通信机时代开始，历经立川商店、立川体育等上班时代累积而来，现在能够享受厚生年金之利，大概就是在这种偶然情况下发生的。只是社会上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日本官僚机构却无法改变制度加以回应，这种弊端让人打从心底里产生一股不公平之感。
二、安定还是停滞？
在这种一帆风顺的状态下，突然一片暗云笼罩下来，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昭和四十七）年二月。中学三年级的刚一，因为意外而身亡。“公司办了员工旅行，带大家到长野的茅野去滑雪。好不容易有一次旅行，所以顺便带上了宽子与英二。刚一为了准备高中考试，所以一个人留在家中。滑雪旅行后回到家，看到附近的人们聚集，才被告知刚一从屋顶上跌落下来死了。”
隆冬中从屋顶跌下的刚一，躺在地上意识不明，就这样体温不断降低，最后冻死。刚一成绩优秀，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虽然还是中学生，已经开始阅读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看家的儿子意外死亡，宽子因而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全家都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之下。“当时刚好发生了‘浅间山庄事件’（日本‘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挟持人质），电视上不断播放警察与学生间的枪战，以及在山中发现尸体的消息。刚一的葬礼恰好就在这个时期，更添加了一股晦暗悲惨的气氛。”
丧礼在自己家中办理，遗体与祭坛都安置在客厅，供来客凭吊。翻阅当时的奠仪账册，有致赠奠仪者共一百一十三名，只来凭吊未赠奠仪者有六十八名。包含刚一的中学同学，凭吊客人超过两百名。谦二生意关系上的来客不多，大部分都是亲戚与邻居。与现在的普通丧礼相较，当年的凭吊者显然多上许多。
宽子心情低落，到最后甚至无法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搬出生活了三年的武藏村山。
花了大笔钱建起的家，本来以为会在这里过一辈子，没想到竟然如此。因为是有人意外死亡的“瑕疵商品”，虽然找到了接手的买家，但对方为了重新盖自己的房子，等我们搬走后便拆毁了旧房。因为是钢筋水泥搭盖的坚固住房，拆房时大概费了一番功夫。对方买下房子时好像只花了购置土地的费用，已经不记得卖了多少钱。是赚是赔都不重要了。
没办法，只好在公司附近的立川市买了一户大楼一家人迁入。那是一栋新建的十二楼大厦公寓，谦二一家住在十楼，隔间只有两房一厅，面积只有武藏村山房子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十楼往下看，对面是废弃物回收站堆积如山的铁屑，以及大概是从立川基地买来的美军战斗机副油箱，压扁堆在一旁。同一层楼对面一户住着东京都的职员，让人意外的是，大楼居民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中年人，与他们并没有太多交往。
这算是谦二回国后第十一次搬家了。此时谦二四十六岁，宽子四十三岁，当时唯一的儿子英二只有九岁，距离他独立自主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宽子失去刚一之后非常忧郁，连带地身体状况也不佳。为了排解宽子的忧愁，谦二会开车带着宽子与英二外出旅行。一九七四年，谦二与宽子一同回到共同的出生地佐吕间拜访，与远房亲戚只简单打过招呼，之后他们再也没回过佐吕间。
立川体育在经营方面虽然增加了员工，但此时已经逐渐失去优势。一九七三年发生石油危机，宣告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此时学历社会（依赖学历的社会）发展更加稳固，中小企业很难找到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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