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留意的是，从这个原则可以看出一种态度，那就是并不只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不赔偿，而是不管是否拥有日本国籍，基本上都无碍于此原则的贯彻执行。只不过没有日本国籍的人，更容易被排除在“慰劳”“医疗保障”的适用范畴之外，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种论调说，日本一直不愿面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对拥有日本国籍的战争受害者就会给予充分赔偿。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原则只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那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对日本政府提供国内战争被害者的赔偿认知不清。
如众所见，一九八八年对西伯利亚拘留者们的“慰问”，可说之后也为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塑造了一个如何应对处理的原型。政府另外成立一个“和平祈愿特别基金”，通过由该基金会支付慰问金的形式来处理，稍后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便与此非常类似。
以下概略地说明，曾遭苏联拘留的日本人如何展开赔偿要求运动的过程。
遭拘留者的赔偿要求运动，其实早在战后便已展开。但根据一九五六年《日苏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包括与韩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达成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在其他亚洲诸国一连串的邦交恢复谈判上，都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同样地，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
因此，在西伯利亚遭拘留的人，从一九八〇年代开始，对日本政府发起要求支付劳动工资的运动。这项要求的依据在于，国家有义务支付军人生活费与薪资，即便成为俘虏，依照国际惯例，俘虏所属国的政府仍须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与薪资。
一九四九年，依据《日内瓦公约》（第三条，日本于一九五三年批准），俘虏的劳动工资，依照俘虏国发给的劳动证明书，须由俘虏所属国支付。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南方战线遭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俘虏的日本人，其付出的劳力，在战后都已发放全部工资。可是苏联即便提供了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却未对遭苏联拘留者发放相对应的工资。
一九八一年“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日文原文“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简称“全抑协”，以下简称照用日文原文）的原告二十六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对国家发起“偿付未发放的劳动薪资”的诉讼，但东京地方法院于一九八九年判决原告败诉。判决理由是，原告大部分都在国家批准《日内瓦公约》之前回国，所以不适用于该条约，而且“原告提出的损害，系国民应共同忍受之战争受害”。
对此，“全抑协”于一九九一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时，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一九九三年访日的叶利钦总统也发表“我代表俄国政府、国民，对此种非人道行为表示道歉”的论述，之后发放了劳动证明书。[8]
苏联解体后，从苏方公文档案中可以找出，日本即将战败之前曾经与苏交涉，由日本政府与关东军提议，将日本俘虏供作苏联劳役的资料。因为这件事的缘故，许多被拘留者都对日本政府抱持着不信任与愤怒。
“全抑协”因对地方法院不服，继续提起上诉。但东京高等法院在一九九三年、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七年都判决原告败诉。但最高法院也说明，对于原告们的“不满心情，并非无法谅解”，因此敦促由“立法机关裁量”赔偿。[9]
另一方面，在这些运动与法院判决之外，也有通过与执政党的协调，争取赔偿的举措。
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的协议之下，总理府总务长官设置了非官方之私行咨询机关“战后处理问题恳谈会”。在该会中检讨了西伯利亚拘留者、无资格领取军方退休金者，以及“满洲国”与其他各处撤退回日者的在外国资产，能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赔偿。
检讨会于一九八四年提出答辩。其中关于西伯利亚拘留者部分，他们批评道，西德政府曾对自国军队的俘虏进行赔偿，但日本却不对俘虏付出的严苛劳动支付相对应的赔偿，故检讨会提议，应该提供某种形式的“慰藉”作为补偿。只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因此针对某些特定对象采用新的措施，将出现不符公平原则的问题。
另外在一九八六年，自民党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者拟出了《特别给付金支付法草案》，但并未提交立法。一九八七年，前述的《和平祈愿事业特别基金设置法案》获得通过，一九八八年基金会展开其业务；但谦二当初并未对此和平祈愿事业提出申请。
日本政府的态度，竟然是打了一场毫无道理的战争却不追究责任，即便战争输了，只要维持制度的合理性就好。很快便给高阶军人退休金，事到如今才给我们十万日元，还带个银杯。这些竟然还是由中央空降官僚主持的基金会来处理。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在敷衍塞责。即便金额不多，如果战败之后立刻支付，大家应该会心存感激，毕竟国家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下还拨款下来。事到如今，我不想要这笔钱，也不要这份心意了。
不过，谦二仍然在一九九〇年四月申请了这个慰问金。申请的原因是，与他待在同一战俘营的朝鲜族中国人虽是旧日本兵但却没有资格申请，谦二知道后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并将款项分给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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