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该团体的活动却在一九九二年终止。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不管有怎样的大环境背景，吴雄根等人的活动暂时停止了。根据林永大的说法，一九九五年的时点上，吴雄根对林如此说过：“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想从俄国政府拿到劳动证明书。”“如果能拿到俄国出示的劳动证明书，就能证明一个朝鲜族人确实进过西伯利亚战俘营，可以依此为证。”[21]而吴来访日本，则是翌年的事情。
一九九六年邀请吴雄根来日本的，是“要求对朝鲜与朝鲜人公开道歉赔偿审判促进会”这个团体。该会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宋斗会的“在日朝鲜人”。
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宋斗会，一九二〇（大正九）年来到日本，成为京都日莲宗寺院的徒弟，并于该地生活。一九三四年前往中国东北，从事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战后，宋在中国东北遭到国民党拘留，一九四七年才“归国”回到日本。但随后在日本政府剥夺国籍的政策下，失去了国籍。对此，宋于一九六九年发起“日本国籍确认诉讼”。接着一九七三（昭和四十八）年，他在法务省前烧掉了自己的“外国人登录证”，声明自己拥有日本国籍。[22]
之后宋辗转日本全国各地，住在当时京都大学学生自治会自主管理的熊野寮一室。他与日本的协助者结成集会组织，支援“浮岛丸事件”的韩国人存活者与遗族们共同发起的“违反安全管理义务和赔偿请求诉讼”。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一艘返回朝鲜的船只在舞鹤港海面发生爆炸并沉没的事件。一九九二年对此事件提出诉讼，二〇〇三年国家承认应当负担部分责任。
宋所属的团体，于一九九六年三月邀请吴根雄来日。除了在九州、京都、东京等地集会发表演讲，也向国会议员、政党、总理府等处陈情。
吴陈情时，也邀请了谦二。谦二也“叫上同分所的朋友们，以支援的形式”一同前往。
不过谦二对这类活动并不抱持太大期望。在吴雄根写给谦二的信件中，说明在中国推进的这些运动也不见成果，因此希望发起诉讼。但谦二则回信：“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遗憾，但如果给您提供充满希望的资讯或观察，从结果来看反而是一种罪恶。”说明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对运动成果并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即便如此，谦二仍与吴一同前往拜访国会议员与总理府。根据谦二的说法：“遭到对方虚与委蛇又毫无效用的对待。我会一同前往，但只是想帮忙带路，带他到各个要提出诉求的地方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委托谦二共同作为诉讼的共同原告。这个委托，也通过无偿帮助吴雄根进行诉讼的律师传达给谦二：对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提供损害赔偿与公开道歉。
宋斗会让人很难理解，因为在大家看来这样的诉讼也不可能打赢。老实说收到委托时，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我认为对方的说法还算正确，如果要干的话，也不是不行。自己身为一个日本人，应该为吴先生做点什么，带着这种想法接受了委托。
当时完全没想过诸如牵扯上了这种事情很麻烦或担心周遭的眼光等问题。反正我自己生来属于“下层的下层”，别人对我的评价、说三道四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
亚洲各地区对日本发起的战后赔偿诉讼，几乎没有任何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同列共同原告的例子。在西伯利亚战俘问题上，有各式各样立场的“原日本兵”同样都是受害者，日本的战俘团体虽然协助过韩国或中国的战俘，但从未出现并列共同原告的例子。
一九九六年九月，终于向东京地方法院递出诉状。“日裔日本人原俘虏”与“朝鲜裔中国人原俘虏”，在本国保守派的支援下，发起史无前例的诉讼。
七、国民的良心
谦二他们的诉讼，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开始第一轮公审。但这天只在法官表示此案并非损害赔偿、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发言后，便宣布退庭了。更换法官之后，于五月十三日举行第二次公审，原告终于获得陈述意见的机会。
这天谦二与在“非战兵士之会”结识的两名原日本兵，一起套上写有部队名与军阶名的白色肩带，从地铁站走向法院。这是宋斗会提议的宣传诉求手法，但却没有大众媒体前来采访。同行的只有宋的支援团体，以及谦二的家人而已。
吴雄根在法庭上说明被送至西伯利亚的经过。律师要求“希望唱出征时听到的军歌”，吴在法官面前唱起当时的军歌，歌词如下：
代天行道讨不义
忠勇无双我军兵
欢声雷动相迎送
今当出征为家国
事后吴雄根自己如此写道：“我当时的心情根本不想唱这首歌。但（律师）如此要求下，于法官面前唱起五十五年前在边境的石砚镇，飘然飞舞的日之丸国旗与母亲和妹妹的目送下，登上火车时听到的那首歌。”（《上告理由书》，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终于轮到谦二站到证人席叙述遭拘留的经过，以及如何与吴根雄相识。当时他准备了“意见陈述书”，在法庭上几乎全部依照该书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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